跟密折制度一样，寄信上谕是加强皇帝集权的专制措施。

玩秘密正治这当然只能说是皇帝的一种手段，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

总的来看，清朝的正治体制是传统正治体制的集大成。

从秦朝君主专制忠央集权制度建立，经唐朝的完善发展，明朝的强化，到清朝专制官僚体制，系统而严密，十分成熟。

清朝是传统君主专制的最顶峰。

从辩证法的原理上讲，最后一个总是最完美的。因为事物发展总是由不完善到完善。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正体也是如此。

同样的道理，历代典章制度也是清朝最完备。清朝的典章制度和君主正治都是对忠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集大成。

最后，秦始皇以后的天朝政制制度是典型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所谓的“封建”制度。

马大胡子当年引用“封建”这一名词时，是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也即是以贵族政制、领主经济为基本属性的封建制度。

它的本质特征是领主对土地的垄断，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领主利用对土地的垄断，获取政制上高贵的地位，土地不许转让给平民，农奴就更没有获得土地的权利，这是西欧封建制得以存在的根基。

天朝的情况并不具备那些特征。从战国起，土地买卖、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分封制逐渐遭到破坏。尤其是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土地可以继承，可以买卖，从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此外，东西方还有农奴和佃户的区别，社会经济结构的区别等等。

可以看出，从秦始皇建立中秧集权的专制制度开始，到那啥推翻帝制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相比，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天朝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秦始皇帝“废封建”，而在历史上消失。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忠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也可称为“中秧集权文官制”。

当马大胡子的学派迅速发展之时，“封建”一词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习惯的总代名词。

“封建”一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冻、封建顽固等等，既不不合乎天朝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也不是中世纪欧洲的本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滥用的那啥术语。

因此，用所谓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等主义来划分天朝历史阶段的表述也不合适。

好了，话题扯回来。

结合以上各朝各代的变化，得出的总论是——

第一：朝廷或者皇帝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从秦到清两千年，一直在朝一个目的地走。

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一天天的衰落。

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当然应该要有一个核心。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

第二：历代传统正治随着发展，社会各阶层趋向于平等。

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因为他们算是外人入主，对自身族群肯定有特权。

其实若要讲平等，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国人也最自由。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彼可取而代之！”

简单粗暴的解释就是——“王侯将相多个鸡煲？谁怕谁，不服开干！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总之藐视一切权威。

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以至于老百姓变成了一盘散沙，变成了待宰羔羊。

朝廷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了，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

传统里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

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愤的人又出了头。

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

因为科举制度，向上的道路是开放的，“学而优则仕”。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就不同，起先人家根本不让你做官，底层也没有向上爬的途径。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形成了资本利益团体，才团结起来去跟国王争权。

天朝是节制资本。旧的封建势力打倒了，却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相当于重新洗牌了。传统历史中，地方豪强或者某个大商人还称不上是资本力量。

第三：长治久安，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

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首辅，很多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袭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传统了。

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利，总是逐步升；朝廷的权总是逐步降。

可惜后来的皇帝自小深宫长大，不通事务，很难出一个中兴之主。

专制情况下，皇帝不行，那么国家也就跟着破落了。

第四：历代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的复杂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打个补丁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这一趋势，却使儒家文人们有“后不如前”之感。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历代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

可是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所谓的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

所以明末的黄宗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

这因一向规章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感慨。

简单打个比方说，就是别搞什么“士农工商”那套了。

如何把社会上种种束缚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

最后，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跟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受很多因素牵动和影响。

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那种制度是最优解。

后面满清是被推翻了，不过连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就不好了。

那大概是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照顾旧传统。又误认为此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专制”。

又因为被列强欺负惨了，于是因对满清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制度也一切不满意。

但若把全部传统文化都推翻，这个新国家的历史在哪？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历史传统并不全是糟粕。

李自成的大顺，未来是继承和发展。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是在传统之上建立。

还可以说，国情不同。

比如，在发国大格命之前那段时期形成的欧洲国家为什么会沿着如此不同的路径发展？

整个欧洲大陆的正权和国家基础结构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形势变了，不随着改变就要被淘汰。

东方落后西方一是科技发展体系不行，二是体制分配制度不合理。

崇祯或者康熙或者乾隆能不能看出问题？也许能。

但他们会不会为解决问题而进行彻底的改革？

必然不会。

谁都知道练成葵花宝典后会称雄天下，但就是除了东方不败没人去练。

任我行不想当天下第一吗？

挥刀自宫，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