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建立大顺的制度前，不妨回顾一下历代得失，学习点经验。

扫过有些代表性的汉代和唐代之后，再看宋代——

本来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朝廷不免要为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

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这样的话，通过科举还能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吗？

李自成刚到大明朝的第二天，就跟米脂的几个书生，艾毓初、艾朝栋、艾诏、李振声、冯起龙谈论过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内容就是做文章，但文章不像算术那样有标准答案，主观性很强。

但是科举考试对做题家们的成绩总要有个评判标准，这样就给考官带来极大不便。

评分难，审卷慢，考官意见难统一。

所以就需要一个大致的框架来限定考生发挥。

八股应运而生。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实则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

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

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

如顾炎武曾直言：“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做。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芳等为之。”

自北宋废除诗赋，就是有“声病对偶’的考题之后，科考基本以进士科取士。而考试内容又只有经义。

这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宋代考生答题越发空洞无物，并朝着形式化趋势发展。经义一般为伦里道德，其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大多空洞、抽象，无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此，考生的个人见解逐渐减少，起承转合的文章结构形式则越发流行。科考八股文变得更加僵固、空泛。

科举选出来的人不行，那制度也就不用说了。

当然也有好的方面。

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在宋代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

那一辈文人多沐浴了四书五经的熏陶，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忠国文化、传统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忠国史，一直持续到后世上千年。

宋代的“募役法”也是一个大的改革。

自秦朝始，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而宋代“募役法”的颁布，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然后再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

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这一举措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田间劳作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讲，宋代和前代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都是统治街级盘剥百姓、稳定政泉的花样。但花样不断翻新。

如果说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在赋税这块。汉代太狠了，虽然比秦好了点，但服了兵役还要上税；唐比较能创新，可以用绢代役；到了宋朝就伸手要钱了。

而且，宋代的大官僚大地主等也失去了免役特权。

宋之于唐，虽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啥建立和创新。大概就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接下来到了明代——

我大明“得国最正”，驱逐了鞑子，最后却又被鞑子所取代。

为什么会导致那种结果？这中间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

如果说，历代是专制的，朝廷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比如，崇祯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了，底下人一起糊弄他。但其实皇帝仍然大权在握，基本上想处理谁就处理谁。

若论汉、唐、宋诸代，皇权、相权是划分开的。其间权力比重或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残存有历史旧传统，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比如，一般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商议后公开推举，这就是“廷推”。（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词，指六部长官。也就是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为分管国家各项工作的九位最高长官，合称：六部九卿。另外还有个小九卿之说）

如果有大事，皇帝和各衙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

再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谳，这叫作“廷鞫”。袁崇焕就是这样被定罪的。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是大有分别的。

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地位的。比如宰相，若他不问事、不当权，反倒是失职，是无能。

不是宰相而问事揽权，那才是奸臣，是权臣。

权臣弄权自然是违反国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几个大太监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么，说了这些，明代为啥亡了呢？是亡于人还是亡于制度？

大明的遗老遗少也在思考。

于是有出生于明代的两位大史学家、思想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正治制度得失，以及此后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黄宗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

老黄说之所以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他能提出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

他认为将来只有再重新设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朝廷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避免昏君瞎胡搞。

当然，老黄还说自秦代以来“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或者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朝廷的制度。这个就不去多说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顾炎武，著有一部《日知录》。

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理，后面再叙。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抿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还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炎武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像大明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原委的。

这并不是说其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朝廷专制黑暗、党派误国、皇帝太拉稀等等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言论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

一般来说，单从制度讲，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会出毛病。历代无一幸免。不与时俱进，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变样、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制度也可以为大统领带来点经验教训——

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

而手段则是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时代，一个为公的新制度的诞生，期间当然会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发布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

经内阁传抄，再交给有关衙门者，称为明发，或称内阁奉上谕。

而寄信上谕，就是绕开内阁，由皇帝指示军机处直接给相关人员传达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