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局限于本朝，止于孝灵，不涉及少帝与今上。

理由也很简单：董卓废立是意外，是武夫乱政的结果，不能作为常例。

虽然这个理由很牵强，却没有人反对，都接受了这个原则。

大家都清楚，要想讨论个结果出来，甚至解决问题，就不能不有所取舍。

在这个基础上，杨彪又明确了两点：一是以史为鉴，二是实事求是。

以史为鉴的意思，就是着眼于实践，不局限于应然，以免过于空泛、理想化。

简而言之，就是史重于经，要务实，不要空谈。

实事求是的意思，就是解放思想，不要有太多的顾忌，争取把事情说透，得失都摆在明处。

比如孝灵朝的历史，是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最适合用作分析的例子。如果处处顾忌，那就没法讨论了，等于放弃了一个最有可能说清楚的事例。

对于这一点，杨彪事先请示了刘协，得到了刘协的支持。

他一直在筹备孝灵帝纪的编撰事宜，积累了不少史实，正想听听大臣们的评价。

身为人子，就礼法而言，他本有避讳的义务，但……他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孝灵皇帝的儿子，也就没什么心理障碍，自然可以坦荡一些。

他甚至说，如果有必要，最近十多年的事也可以讨论，不必设限。

杨彪婉拒了。

天子可以大度，大臣不能不保持必要的尊敬。

前提和原则确定之后，讨论随即展开。三公及各府的掾吏先内部讨论，来上计的郡守和计吏们也参与发言，一时间热闹非凡。

很快，一批年富力壮，既有学识，又有施政实践的官员便成为意见领袖。

陈宫便是其中之一。

从建安三年起，他任九江太守，已经六年有余。

对他来说，这些年很是煎熬，却也逼着他思考了很多。

在此之前，他论事只看是否符合圣人教训、典籍要求，不太在乎是否可行。在他看来，正因为不可行，才更加珍贵。

圣贤岂是好做的？就是要为人所不能。

到任之后，他碰了一鼻子灰。

度田迟迟无法推动，倒是有很多人见他好说话，找上门来，要求补偿袁术的欠账。一开始，他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想做一个仁君，直到他发现越来越多的百姓不堪重负，开始逃亡，迁往毗邻的庐江。

就因为阎象在庐江推行度田的力度更大，而舒县周氏作为庐江第一世家又相对支持度田。

在少部分的人贪婪与大部分人的贫困面前，他意识到了天子坚决推行度田的良苦用心。

在韩遂奉诏监兖豫二州时，虽然九江并不在韩遂监领之列，他还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度田。一方面，他用西凉兵来威慑九江大族，压制他们的气焰；另一方面，他又用庐江推行度田的好处来激励百姓，求得百姓的支持。

这个办法看似诡诈，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拖了几年的度田，终于得以完成。九江今年上计的结果也终于好看了些，不再被庐江压得抬不起头来。

而迁往庐江的百姓也少了很多，甚至有人打算再迁回来。

做了这些事，当然会被人骂成酷吏，但陈宫却不怎么在意。

因为感激他的人更多。

有了这样的实践，陈宫对经和史之间的理解有了质的不同。

他提出一个观点，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春秋》是鲁国之史，根本不能用来指导今天的实践。

可取者，唯圣人爱人之心，也就是儒道的核心——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