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配的问题一谈妥，接下来确实就很好谈了。

“浪之，既然如此，就不如由你来定一个具体的编撰方案如何？”

在得到了他想要的利益后，骆斐主动提议道。

这是明确把主导权交到郑经手里的意思。

其实这很正常，要知道，编撰标准教材的事原本就是郑经提议的, 再加上张籍又极力推崇他，而印刷的事又缺不了郑经的书局，这主导权骆斐想不让都很难。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而对此，郑经也没有半点谦让的意思。

他也确实没打算推让。

要知道，对于编撰教材这事，他不插手则已，一旦插手，那他要编撰的, 一定是一套希望能永世流传的标准教材,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主编者的水平足够高明。

毫不客气地说，真要论对四书五经的理解，这世上能有人高明过他？

基本上没太大可能。

打个比方说，论对《论语》的理解，如今的张籍可能已经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天花板级别，可真要跟郑经比，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道理很简单。

张籍这边，因受这个世界知识不流通的局限性，因此他所看的《论语》注释版本是相当有限的，能看个五六个版本就很了不得了。

而郑经那边，所熟悉的版本起码不下十几个，毫不夸张地说，从汉至民国，所有流传到了后世的版本他几乎都熟悉，其中就包括这个时代暂时还没出现的, 宋朝朱熹的《论语集注》, 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经典注解版本。

这还不是决定差距的重点。

重点在于，后世的那种学术研究氛围，以及信息的畅通程度，远不是这个时代所能比的。

打个比方说，《论语》中的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

同样一句，有人翻译成“早上听说了道，晚上就可以死了”，还有人会翻译成“如果早上听到了道，那么就算晚上死了也可以”。

怎样翻译或理解才是最为正确的？

这样的小问题，到了后世，就会有无数专业人士去深入研究，然后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严谨者甚至会就此专门来写论文。

而这些学术性成果，郑经是可以轻松看到的，这就意味着，他其实是集多家之言于大成。

在这一点上，张籍是远远没法比的。

但这也还不是真正的差距所在。

真正的差距在于认知上的巨大鸿沟。

打个比方说，对于一个道字，这个时代的人还停留在对圣人关于道的定义的理解上，而郑经则已经跳到了千年之后，结合科学的认知以及中西方学术的比较来思考。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能重新定义道，还能定义得让人无从反驳。

同样的道理，四书五经里，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这时代不会有人比他更熟悉。

也只有他，才能真正把握住去芜存菁这一关键。

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先给这套教材的编撰定一个基调，按照我的想法，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内容要统一，注释要准确，译文要通俗’。”

他紧接着又开口了。

其实这事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毫不夸张地说，假如多给他一点时间，他都不需要其他人来帮忙，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搞定。

这说法确实不夸张，要知道，接下来要编撰的这套教材，假如按照他的标准来看，顶多也就相当于后世的中学到大学本科的水准，属于普及级别的，而不是专业级别的，根本就用不着太深奥。

谷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