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正乾七年的二月中旬，夏国濮王李仁忠为首的贺正旦使团才结束大同燕京之行，匆匆返回兴庆府，为本国君臣带回了任务失败大同即将出兵的消息。

其实，正乾皇帝自始至终都没有单独接见夏使，大同朝廷也没有公开谴责夏军趁乱侵占陕西土地的“不听话”行为。

可务实的夏国君臣仍然从大同外部尚书王四拒受《夏宋历史舆图》以及世子李仁爱出家等异常猜到了正乾皇帝的恶意，得出大同即将用兵夏国的结论。

李乾顺、李仁忠等人暂时还无法确认的只是大同帝国此番究竟是要借机灭亡夏国，还是教训不听招呼的藩属国，以展示宗主国的威严不可冒犯。

两种猜测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人支持。

但持后一种观点的大臣更多，且大部分人认为大同就算出兵讨伐夏国，战争的规模也不会太大。

毕竟，大同帝国当前的死敌乃是死而复生的赵宋王朝。

尽管同军一直压着宋军打，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宋政权依然拥有巨大的战争潜力。

同宋矛盾不可调和，必须有一方倒下，或者双方都打不下去了，战争才可能结束。

在大同灭宋之战未停，陕西六路同军仅得三路的情况下，贸然起大兵灭亡本应该作为助力的夏国，实在有违常理。

不过，民穷国弱的夏国不比人口众多财税充足的大宋，不抗争就亡国的现实让夏国君臣一直都有很强的危急意识。

李乾顺等人哪怕认定了大同暂时不会对夏国发起灭国之战，也拿出了百倍的警惕，不敢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夏国主随即再遣使者前往燕京，坦率承认本国违背上国天子号令，擅自攻取陕西宋军的错误，

却又辩解此举乃是呼应宗主国灭宋的军事行动，绝对没有对上国不敬之意。

李乾顺还承诺同军只要攻下了泾原路，夏国就立即退军，拱手奉上专门为上国打下的西安州和怀德军等地。

夏国主避重就轻的话术自然逃脱不了正乾皇帝的火眼金睛，而李乾顺欲引同军继续攻打宋军的计策就更让徐泽厌烦了。

这一次是夏国单独来使，正乾皇帝却以“未到入贡时间”为由拒绝接见，只让王四代其回了一句“夏国主可曾记得《讨宋檄文》原文？”

徐泽在前年底发动灭宋战争之前，特意发布了第二道《讨宋檄文》，除了阐述大同灭宋的正当性外，还着重强调了任何人都不得借改朝换代之机浑水摸鱼。

其人询问李乾顺《讨宋檄文》原文，就是挑明大同不会放过夏国的严厉态度。

外交行动果然失败，夏国君臣反而松了一口气：

此行至少确认了大同即将用兵夏国的事实，并且明白正乾皇帝的怒火确实来自夏国主对《讨宋檄文》置若罔闻的冒犯。

不过，大同帝国也没有理由为了这一点“小事”就放弃正在进行的灭宋任务，转而揪着夏国非要灭之而后快。

为了解除误会，李乾顺再一次派使前往大同，请求上国天子宽恕。

这一做法看起来非常癞皮，实际却是藩属国对待宗主国应有的态度。

当然，李乾顺并没有真把本国的安全寄托到大同皇帝的宽恕上。

求饶归求饶，国内整军经武的行动一点也不会少。

使者这一次才走到大同晋宁军边境，就被同军巡逻兵士扣了下来。

半个月后，同军释放夏使，并传达了天子口谕：

夏国主若有意请罪，自来燕京！

野心勃勃的李仁爱被正乾皇帝扣了两年后就看破红尘自愿落发为僧，李乾顺哪里还敢去必然回不来的燕京城面见天子？

同夏两国的和谈通道由此关闭，退无可退的李乾顺只能放开手脚进行战争准备。

其一，转运钱粮物资至战略要点，征召各部兵马，暂停边境农业生产。

打仗就是打钱粮，夏国之所以怕打仗就是因为缺乏钱粮。

但再缺钱粮，该打的仗还得打。

只有打赢了这一战，至少也要打痛了同军，夏国才有可能与大同帝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宗藩关系，而不是随时会被后者吞并的番邦。

其二，对内大力宣传夏国的谦卑恭敬与大同的贪婪无厌。

夏国已经立国百余年，也讲师出有名，以同夏两国态度的形成鲜明对比鼓动本国军民同仇敌忾，占领道义制高点，尽力统合内外力量。

其三，加强边境巡逻力量，关闭同夏贸易榷场，扣押与大同有关联的人员物资。

此举既然是迎战必备动作，也是为了进一步试探大同的反应。

其四，尝试联合新宋政权，夹击同军。

夏宋两国争战百年，仇恨已深，但再深的仇恨也抵不上亡国之恨。

新宋就算不出兵援助夏国，也应该不会放弃同夏大战的机会给大同制造麻烦。

其实，如果能请动金军出兵，效果肯定更好。

可惜金国势力退出燕西路后，就与夏国脱离了接触，联系不上了。

等这一切动作相继展开，时间已经悄然来到了正乾七年的五月份。

在此期间，同军明显加大了同夏边境的巡逻力度，两军的斥候也爆发过多次小规模冲突。

但大同一直闷头整顿国内，并没有大举动员出兵攻伐夏国。

结果便是大同不动，预先备战的夏国却先撑不住了。

原因很简单：夏国实在是太穷困了。

其国的地理环境相当糟糕，境内高山和荒漠占去了大半国土，仅剩的有限土地只能进行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且出产相当有限。

全民皆兵的体制在应对外敌时很有效，可一旦全民动员，生产效率将会锐减，消耗却会急剧增加，两相叠加之下，维持战争长久进行下去的钱粮便无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