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使团在出使的过程中历尽艰辛和羞辱，即将回到国都了却还要受本国军头的气，王黼位列三公地位尊崇，也是有脾气的，当场没发作只是为了回京后再报复。

只是，回到京城了解到大宋这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内乱后，王黼便绝了告河北路招捉使李成的恶状，请求天子严惩其人的想法。

王太傅很干脆地略去了这一路的曲折，直奔正题汇报此次出使大同的丰硕成果。

坦白地讲，抛开使团成员在隆德府受到的一点完全能够接受的惊吓、劳累和羞辱，这趟出使确实可以说得上成果“丰硕”。

正乾皇帝开出的议和条款虽然苛刻，却是当前大宋朝廷最能够接受的条款。

怀州、卫州和安利军等地本是护卫京师重地的外围屏障，割给大同以后，大宋首都开封府将直接暴露在同军的兵锋之下，这条原本是朝廷最无法接受的条件。

但现在这些地方已经被乱兵起家的军头李成实际控制，看看隆德府在同军入驻前后的变化就知道，单论破坏力的话，乱军远比同军更可怕。

徐泽行事肆无忌惮，可总体还是讲规矩的，不会搞不教而诛，只要遵守大同的规矩就不会有事，就算要打仗也会提前宣告，打得明明白白。

乱军则不同，完全没有规矩，也没有底线，真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朝廷当前既没有力量也不敢驱赶拥兵自重的李成，将河北之地全部割给大同，便是让有秩序的同军替代无秩序的乱军掌控京畿外围。

如此理解，似乎就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何况，以同宋两军的巨大实力差距，以及之前双方数次冲突的实际结果来看，同军只要想进攻，宋军也根本守不住缺乏地利的怀州、卫州和安利军三地。

还不如退到黄河以南，再集中人力物力，依托天堑构筑更加坚固的防——

好吧，在宋军正面打不过同军京东路也已经丢失的情况下，朝廷即便沿着黄河构筑再坚固的防线都是徒劳。

但大宋真的没得选，一切的一切，都得先渡过了眼前的危机再说。

当前形势对大宋如此不利，正乾皇帝不仅没有趁火打劫，还愿意控制同宋两国之间的正面冲突给大宋喘息的机会，就是最好的消息，这都不满足，还想奢望啥呢？

经过紧张的合议，大宋君臣达成了共识——全盘接受大同帝国开出的条件。

嗯，就是全盘接受。

所谓全盘，自然也包括在东京城玉清神霄万寿宫旁建设归来阁，并由教主道君皇帝每月亲自超度一事。

这事关乎天子颜面，臣子们不敢置喙，但教主道君皇帝雅量非常，仅仅犹豫了半晌，就答应了这一条款。

赵佶的想法并不复杂——对徐泽开出的条件不要讲价，不要讲价，千万不要讲价！

否则的话，不仅讲不下来价，还会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这是大宋与大同之间多次外交争端失利后得出的惨痛教训，教主道君皇帝可不想再“请”徐泽带兵来开封府了。

上一次徐泽借归来人之事带兵南下，朝廷就是派皇太子为质才劝退正乾皇帝。

若是再来一次，难道真要天子亲自前往同军营中？

这如何使得！！！

而且，徐泽说得也很对，论超度祈福这些神鬼之事，当世这么多国君之中，没有任何人比他赵佶更专业。

须知道，正乾皇帝眼光奇高，不是谁都能得到他的认证的！

自己最擅长又热爱的专长能得到正乾皇帝认可，应该很高兴——吧？

大宋如今内外交困，议和之事一旦定下，就不宜再起波折，只能辛苦才回来的王太傅再跑一趟河东路了。

王黼时年四十五岁，正值从政者的黄金年龄段，加之身体底子好扛得住，相对于正乾皇帝的格外关照每次出使都有大功，这点苦根本算不了啥。

其人担心的是占着卫州的李成不会老实听从朝廷调遣，若是自己出使期间再搞出大事可就麻烦了，乃请求天子先定下针对李成的方略再答复大同。

卫州的位置极度敏感，李成这贼子又手握重兵，让朝廷投鼠忌器，一个应对不好就会捅出天大的篓子。

幸好大同对河北剩余军州提出了领土主张，与李成形成了天然的冲突，刚好可以为大宋朝廷所用。

不然的话，以大宋如今的形势，朝廷还真很不好处理李成。

只有借着大同割占怀、卫、安利三地的时机，请求正乾皇帝出兵，宋同两国内外夹击，一举拿下李成，不然的话，恐酿成大祸。

王黼此议确实老成持国，教主道君皇帝也不是没有见识的庸人，当即从了其人之情，定下处置李成的方略。

因担心惊动了李成，再次出使大同时，王太傅便没有走卫州，而是带着人先向西行，进入郑州，再转道向北到达怀州。

幸好大同帝国反应迅速，得到使团护卫营的汇报后，徐泽就立即命令秦明率军出太行山占领了怀州。

使团渡过黄河进入怀州时，本地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有同军护卫，至少不用担心李成部乱兵了。

正乾皇帝的车驾也到达了正在重建的隆德府，得知赵宋使团再次到来，便通知秦明派人送过来，倒是让王黼等人又少了来回几天的路程。

四年前的大名府危机，徐泽率大军威胁开封府，王黼与赵楷奉诏入同军营地议和。

为了震慑王黼，徐泽直接抛出整整一册其人的阴私情报，就连王黼与徽猷阁待制邓之纲小妾李氏私通的事都被同舟社摸得清清楚楚，令后者极为震惊和恐惧。

此事在王太傅心中留下了极深的阴影，导致其人一直不敢跟正乾皇帝耍心眼。

随着大同逐渐凌驾于大宋之上，明里暗里投降大同出卖情报的人只怕更多。

在大同无孔不入的情报系统面前，大宋朝堂几乎是透明的。

王黼很清楚朝廷有求于大同，就得先摆正态度，因而很自觉地将自己回京后了解一切汇报给了正乾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