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冶铁管理机构按管辖范围和规模由大到小，分别是“监”“冶”“务”“场”“坑”等，莱芜属于最大的“监”，有监和县两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县衙管民户，监衙管炉户，所有参与挖矿和冶铁的人家统称为炉户。

不同于他朝，大宋的炉户身份自由，来去自便，但“炉”却是相对固定的单位，有照贴才能开炉炼铁。

严四郎的曾祖只身来到莱芜监寻活命时，只能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鼓风小工，传到其父时，就已经做到了炉头，等严四郎当家后，更是靠着四代人的积累，与人合伙，从原来的东家接过了高炉照贴。

其时官府课二成铁税，另外八成许自行售卖，最初的几年倒也得了些钱，但崇宁年后，朝廷改革铁政，在上缴二成铁课的基础上，另外的八成出产也要全部压价售卖给官府。

市面上生铁一般能卖到35文每斤，高炉全力运转一年也就能炼十余万斤铁，刨去课税、矿石、煤炭和人工成本等开支再分成，一年满打满算也就能得百十贯钱，而官府的收购价仅30文每斤，直接抹掉了大部分利润。

合伙人眼看利润微薄，撤资别寻他业。

严四郎却是个认死理的，认为如今天下太平，无论是百姓置业，还是朝廷兴土木，都少不了用铁，听说南方诸州上缴的铁课全作浸铜之用，天下到处都要用铁，而且需求不断增加，炼铁又怎可能没有出路？便咬牙坚持经营。

随后，京东西路坑冶司、提辖检踏置了又罢，罢了又置，政策时紧时松，加上官府因为屡屡拖欠炉户的铁料钱，不得不默许炉户私自售卖部分铁料补贴经营，倒也挺了下来。

谁知，近两年不知怎的，粮价不断上涨，严四郎早年经营好时，也曾置下了二十余亩水田，两个儿子，长子严冶随自己炼铁，次子严铁耕田养家，短期内倒是饿不死，但炉上雇佣的几个客户却是全靠工钱买粮，若涨工钱，自家便不得钱，不涨工钱，又留不住人，没奈何，几个惯用的熟手相继离去。

好在此时莱芜监多的是无以谋生的客户，有人一家老小拖累重，自也有人拖累轻，旧人去了新人来，还是能够勉强支撑的。

当汤隆以购置铁锭的名义，了解办矿买炉事宜时，严四郎便看在钱的份上，同他多聊了几句，劝这个精于打铁却不擅炼铁的关西汉子趁早死了这条心。

汤隆外表粗豪，内里却是极为敏感的性子，不谈其与表哥徐宁的狗血恩怨，只说当初徐泽离开延安，隐晦的邀其同行，其人还看不上徐泽，放不下身段。

不曾想，才过两个月，自己就落魄到要寄身徐泽之篱下。

到梁山后，徐泽所为更是大大超越汤隆的想象。了解的越多，感觉自己与徐泽的差距越大，当初没有选择一起来梁山，就够后悔的了，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做事的机会，承买铁炉的事做不成功，怎可这么灰溜溜的回去？

寻了几天，暂时找不到合适的炼铁炉后，汤隆心一横，跑到严四郎的炉上，干起了拉风箱的小工，指望着边做事边偷艺。

严四郎当然能猜到汤隆偷艺的心思，也不知如何想的，其人竟然应了，只有一个条件——没有工钱。

直到初六大早被严冶唤醒，看到已经崩坏的高炉时，严四郎老泪纵横，终于想明白了自己为何迟迟不愿弃业的原因——这可是自家五代人百余年的心血凝聚之所啊！

“严东家，莱芜监现有多少炉户，监衙又是如何管理各矿冶和铁坑的？”一阵沉默后，徐泽开口打断了众人的沉思。

“小老儿曾听监当相公提及哲宗朝时，莱芜监曾有主户七百六十四，客户二千二百八十七，现今具体户数实不知，只是以各冶、坑的经营状况推测，估计不会超过其数的八成。”

见徐泽听得很认真，严四郎又接着讲：“监衙官吏主要是核查各冶、炉、坑产额，并依此调整税额，对各户具体如何经营倒是不甚干涉。”

“是不是说只要有照贴，多建了炉子多缴些税便可。”

“确如观察所言。”

看来，选择此处确实没有错。

以梁山为中心，七百里直线距离以内的邢州綦村冶和磁州固镇冶务，冶铁技术都远比莱芜监先进。同样通水路（大运河），只比莱芜监远几十里的徐州利国监，技术也比莱芜监先进，而且规模更大。

徐泽放弃条件更好的三地，唯独选择莱芜监，看中的，不仅是相比其他三处“不起眼”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此处管理混乱，官吏眼里只有钱的“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