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应举屯田实践来看，采取三七分成，佃农相当满意，毕竟正常佃租比例至少在40-50%。甚至还有小自耕农甘愿放弃拿九成的收益（理论值），而把地卖给老董去给他当佃户拿七成收益。

所以，如在全国范围内按这种屯田收益数字来征收农税，那么赋税比率估算到顶也就抬高到百分之三十。

实际上还不用这么高，因为良田自然收成更多，甚至南方气候好田地产出要比北方多一倍以上，相应征收比率下调后仍然收益不减，平均的话真实比率应该在20%足够了。

由此光农税收入就能达到至少相当于一亿两白银以上的规模。

大明收个一千万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李自成收个一亿颂声载道，民康物阜。

一千万和一亿之间的差额哪里去了？

李自成一番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朱由检和温体仁目瞪口呆。

“征收九千万农税，老百姓还欢声笑语？”

朱由检不可置信，有这么些钱还担心啥流贼、北虏、建奴，掏一半出来就能把他们干死十八次。

当然，这里又要提一下“小冰河”了。

明代二百多年海南的下雪记录有三次，其中正德年两次，百年后的崇祯朝一次；清代光是康熙年间就来了三次，“卉木陨落，椰榔枯死过半”。海南都下雪其余地方的气候异常可想而知，但鞑子还有脸吹嘘糠稀盛世。为啥呢？

康熙他爹带了个好头呗，或者干脆说摄政王多尔衮干的好——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万历皇帝大闺女荣昌公主可怜兮兮的跟鞑子朝廷哭诉说把我家的几十万亩田产还一点吧，我都快没饭吃了。

还你妹！我留着收税不香吗？

所以顺治中期地盘没崇祯大，人口没崇祯多，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还被打了个稀巴烂，半壁江山还在打拉锯战以及内部不时有叛乱的情况下，收上来的税居然比崇祯多。

而且鞑子拿来征税的凭证就是张居正编的《万历会计录》。再者此时鞑子实际控制的耕地不到万历时期的一半，就能收上来两千多万银子，六百多万石米豆麦。这是顺治七年一手遮天的多尔衮嗝屁后披露出来的数据。

你要说是鞑子禽兽不如盘剥太厉害的话，肯定有，可人家对遭受战乱的地方仍然有减免税措施。比如顺治元年免河北大部三分之一其余免一半；顺治二年整个山西免本年田税之半；顺治三年江南省各府漕米折价于恩诏外再免三分之一，潜山、太湖、英山、霍山等四县尽予蠲免……

总之，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甚至鞑子面对的局面还差了点，大明收不上来钱的同时老百姓还没活路；鞑子收的钱更多又剃发易服侮辱人，结果不用多说了。

穷鬼连饭都没得吃了，你还收他的税，花费五毛收回五毛一甚至花费五毛收回三毛，收了个寂寞。就算好不容易收上来一些又拨不下去，刚出门就给贪了一半……

话说那位董应举屯田办的好，升官后兼理盐政，结果刚到扬州逛了一圈就被弹劾罢官回家了。

大明当然不是单纯地专挑穷人欺负，崇祯也想对富人下手来着。

这就是税收的本意啊，富的多交穷的少交，二次分配转移支付给快饿死的人、想要闹事的人，免得他们造反作乱。

大明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有人给崇祯帝提议应该号召江南富户出钱，帮助朝廷渡过难关。

这可捅了马蜂窝，那是群情汹涌啊。阁老钱士升当即怒斥，奸人在害我大明啊，这是动摇国本啊！不把这种危言耸听的混蛋下狱治罪，我大明会在顷刻间大乱啊。

说别人危言耸听，其实钱士升自己就在危言耸听，可支持他的人多，崇祯帝一时不敢表态。

首辅温体仁开始和稀泥，说虽然那是歪理邪说，但陛下应该像万历帝学习。

这话的意思就是：当初清流们骂了这个骂那个，但万历帝都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言者无罪。你们当初想说啥说啥，现在别人说句话，你们就要打击报复，哪有这个道理？

钱士升等人不乐意了，我们为国为民，李琎这种小人物有什么资格与诸贤相提并论？温体仁是奸臣，请陛下连他一起惩罚！

崇祯又不是傻子，当然不愿意。

钱士升一看皇上如此不知好歹，当即就以辞官为威胁。

崇祯说你不就是想沽名钓誉么，成全你，滚吧！

他能处理一个钱士升却仍然没法让富户掏钱报国。后面实在忍不住硬干了一次，结果就是儿子死的不明不白，出馊主意的前“阉党”成员、首辅薛国观被推出去顶罪，落个一地鸡毛。

税收不行，赈灾不行，又不去外面抢钱抢粮，可不就没钱加大乱么。

等流贼和鞑子提着屠刀走来，想收多少收多少，谁敢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