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三惨案】

这场政治清洗的标志性开端是“九曲池惨案”，朱温遥控操作，按下了恐怖的按钮。

大唐天祐二年（905），二月初九是祭祀土地神的“社日”，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一次重要活动，皇帝要在这一天举办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

朱温指使亲信蒋玄晖借“社日”之由，在洛阳宫中的九曲池摆下宴席，邀请诸位亲王赴宴。席间，将诸亲王全部勒死，把尸体抛入九曲池。遇难的亲王皆是昭宗的皇子，现任皇帝哀帝的兄弟手足，其中就包括朱温念念不忘的德王李裕。

“九曲池惨案”比起韩建制造的“十六宅惨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朱温更加明目张胆，更加肆无忌惮，别说事前没有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甚至在事后连一句敷衍都没有，行凶地点也是皇宫之内。

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小心思的话，那就是朱温有不在场证明，仍旧是亲信蒋玄晖替他出面背黑锅。

光天化日之下，在皇宫里行凶作案，遇害者还是大批皇族血脉。还有什么事是朱温不敢做的？

随后，紧抱朱温大腿的无耻文人柳璨，揣度着朱温的意思，开始积极陷害、排挤异己分子，将另外三位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列为头号打击对象。

三月，三位宰相被同时罢相。随后，三人又享受到了一贬再贬、寻赐自尽的待遇。连同被贬、赐死的，还有前宰相陆扆、兵部侍郎王赞、赵崇等。

陆扆曾活跃于昭宗朝的历次政治斗争，均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王赞、赵崇是韩偓向昭宗推荐的忠直人才，当时也是由于朱温的出面阻挠而未能拜相，然而朱温仍然不愿放过他俩，特别是赵崇，此时已经以太子太保的虚衔退休，却还是没能逃过厄运。

一同遭贬谪排挤的，要么是门第尊贵、家族显赫，要么是高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总共三十人。他们被朱温集中在滑州之外的白马驿，全部屠杀，史称“白马驿之祸”、“白马驿惨案”。

屠杀现场，朱温的智囊李振悠然说道：“这帮人平时孤高自傲，常以‘清流’自诩，现在就该把他们抛进黄河，使之成为‘浊流’。”朱温听罢，“哈哈”大笑，于是就把遇难者尸体全部投入一旁的黄河。

官员的清浊之分由来已久，到了唐末，“清流”成了文官集团的自我标榜，而“浊流”基本成了宦官的代名词。

面对蒙冤的遇难者，李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怜悯，而是对遇难者进行无情地侮辱。

李振所表现出的狭隘，源自内心的阴暗面。李振早年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屡试不第，化自卑为仇恨，李振对进士及第的官员怀着刻骨的仇恨。

如今，朱温权势熏天，作为朱温的左膀右臂，李振狗仗人势，肆意宣泄着内心的阴暗。每逢他从汴州来到洛阳，一定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中央官员进行贬逐，对待中央官员们的态度也像对待奴才一样，颐指气使，吆五喝六。中央官员们在李振面前总是胆战心惊，大气不敢出，在背后，则给他起外号——“鸱鸮”（音同“吃萧”，俗称猫头鹰，常用来比喻贪恶之人）。

柳璨和李振，或因出身或因学历，都因自卑而存在心理阴暗面，随着自身权力的不断膨化，扭曲的人格最终以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杀戮，来宣泄内心的狭隘和渺小。

除了“九曲池惨案”和“白马驿惨案”，朱温还亲自操刀了“指鹿为马案”，与赵高不同的是，朱温杀的是那些随声附和的人。

某次，朱温与幕僚宾客等出游，期间在一棵大柳树下乘凉歇息。朱温忽然心血来潮，脱口说道：“这柳树可以做车毂。”

车毂，就是车轮中间的圆环，用来连接车轮与车轴，在那个没有轴承的年代，必须用坚硬耐磨的木料制作车毂，而柳木质地柔软，根本不能用作车毂。

朱温的话显然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于是幕僚宾客们大都保持了沉默，唯有几个马屁精随声附和，说领导说得对，颇具前瞻性。

没等他们拍完，朱温就变了脸，厉声呵斥他们：“你们这帮知识分子就喜欢鼓动唇舌、颠倒黑白，玩人于股掌。车毂必须用榆木，焉能用柳木？”回头冲侍卫一瞪眼，“你们还等什么？”

话音刚落，数十名勇士虎入羊群一般，大踏步上前，揪住马屁精们的头发，就地砍头。

这就是朱温为后世留下的“宜为车毂”的典故，可与“指鹿为马”相媲美。出于公众的认知习惯，我仍以“指鹿为马案”呼之。

“九曲池惨案”、“白马驿惨案”和“指鹿为马案”，是朱温弑杀昭宗之后所进行的政治大清洗的典型代表，我将其并称为“洛阳三惨案”，其中的“洛阳”并非案件的实际发生地，而是以其首都的角色来阐释这场顶层权力圈的血腥更迭。

若论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