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令杨钊疑惑的是，官府已经极尽盘剥之能事，几乎将每家每户里的余粮全部搜刮了出来，他粗略估算了一下，每户每年应承担的税额总数约在十贯石匹端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夸张的数字，可说是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可，为什么县衙的财政收入还会持续走低？

除非扶风当地发生了重大的天灾人祸。

但杨钊当即就排除了这种情况。

因为按照唐律和地方惯例，如果当地放生了洪涝旱灾或蝗灾等重大灾情，是可以上报朝廷并被适度减免赋税的。呈现在账簿上，便是财政收入在某年呈断崖式下跌，而非这种持续走低的状况。

要继续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光看账簿是不够的了，必须得深入了解扶风县情才行。

此时已是午时正刻，距杨钊来官署里翻阅账簿已过了三个时辰，田老儿早困得蜷在墙角流哈喇子了。

杨钊叫醒了他，唤他前去传袁大头带上色役册和青苗籍来听差。

杨铆被杨钊寻了份不良人的差事，而田老儿则没有派具体差事，跟在杨钊身边当个使唤的杂役。田老儿倒也乐意，他本就不是当差的料，如今跟着杨钊当个长随，杨钊是一县县尉，少不了有人要求见或求办事，而要见杨钊首先得过他这一关，他正好可以从中上下其手，大钱肯定捞不到，但捞点小钱、寄回清白乡去贴补家用还是绰绰有余的……

田老儿去了后不久，袁大头来了。

县衙六曹中，本就是户曹距离尉廨所在最近。

色役册和青苗簿各自堆了一摞，摆放在了杨钊的案上。

杨钊取出最上面、也即是最新的两本簿子，将上面扑落的灰尘拍了拍，却不急着翻开：“袁翁，这两本册子是什么时候造的？”

唐律明文规定，朝廷也多次下令斥责，每三年必须造一次色役册，但出任过新都县尉的杨钊却是清楚，地方官府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故有此一问。

袁大头很是踌躇了一阵。

但联想到杨钊昨日展现出来的能力，他知道隐瞒不了，也不敢隐瞒，选择了直言禀报：“回杨县尉，户册是开元二十三年造的，青苗簿是开元……十一年造的……”

“这么远？”

杨钊心里一惊。

新都县同样有这两本簿子，都是开元二十五年造出来的，已经是违背朝廷的指令的，没想到扶风县距离京师长安更近，是“次畿”县，居然还用着十年前的色役册、和二十年前的青苗簿。

“杨县尉莫怪，确实是扶风县的情况比较特殊，加上这几年县里的官吏变动频繁，造册的事情才一直被拖了下去……”

袁大头已吓得满头大汗，连忙解释。

“哦？”杨钊不露声色地回道，“那你来说说，扶风县是怎么个特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