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明末的农民战争，应该是从天启7年，澄城王二杀官造反算起的。

当时因为天灾人祸，延安，榆林地区三年滴雨未下，赤地千里，而官府依旧催逼课税，最终王二登高一呼：“与其被官府逼死，不如揭竿而死，谁敢跟我杀官夺粮？”

结果上万人响应，杀了当地的县令。

在这个年代，原则上流寇杆子遍地，但是只要你不杀官夺城，官府就当你是空气。甚至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

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然而，这次王二杀官夺城了，纸是包不住火的，流寇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这事儿就这么压下了，但这时陕北的农民大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而后来的耿如起更绝，他对农民起义，采取的是饥饿疗法。严防黄河沿线，不让流寇渡河侵入山西，然后断绝山西向陕西地区卖粮，准备饿死那些流寇杆子。

结果流寇没饿死，反倒让陕西的流民百姓大面积饿死。眼睁睁的饿死怎么办？简单啊，咱们也上山做杆子，加入农民军。

崇祯二年二月，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拖家带口千百成群地加入到流寇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流寇却有增无减。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开始他的养气理论。

结果这一下让百姓们看到了活路。什么活路？要想获得粮食，那就先当流寇，然后接受招安，就有了粮食。当然粮食不多，吃不了多少时间证明办，于是就再做流寇，再接受招安。

这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即便是安顺的良民百姓，也抄起了这番操作。

结果就是这样了，杨鹤越招安，结果流寇越多。现在发展到了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合计有百万之众，而其他大小流寇杆子更是多如牛毛。

现在真正算是安定的，只剩下被洪承畴治理的延绥地区了。

“好好干吧，我的洪大人，有你哭的时候。”

洪承畴立刻将请求的目光望向了赵兴。

赵兴潇洒的站起来，他可不想趟到这趟浑水里去，现在在赵兴的心中，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这是第一，打击和削弱皇太极这是大汉民族的第一敌人，是第二，整顿大明的吏治是第三，地方小事，赵兴不想管也管不过来。

“你别指望我，我是锦衣卫，我只管告诉你谁要造反，不管围剿。但只要你按照我当初的既定方针办，天塌不下来。”然后看看外面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的雨：“我现在去榆林看看，然后我得回京了。我作为锦衣卫的头子，老在外面跑是不合适的。告辞了。”

赵兴说的对，伴君如伴虎，隐于市安全。但远离了朝堂时间久了，你就会被政治边缘化，对于一个对政治已经上瘾，有了野心的人来说，被政治边缘化比伴着老虎更可怕。

拒绝了洪承畴挽留，直接招呼智风毛守义，跟着自己出了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