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老刘差不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扬州境内瘟疫流行的九江、庐江两郡。同时派人前往徐州、豫州两地的疫区，将如何治疗疫病的药方带了过去，从而使得一个多月之后，这些地方的瘟疫基本得到了控制。染病的百姓也因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大都保住了性命。

几地的百姓都知道这次救了他们的，乃是耽罗王和他的夫人。因此百姓交口称赞老刘的善举。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百姓家中甚至都供奉了老刘的牌位，每日为他烧香，以感激老刘为百姓所做的一切。

在九江郡治所陵城为百姓治病的时候，老刘无意中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来自豫州南阳的郎中。这位郎中当时并不是很有名，但是老刘在得知了他的名字之后，还是大喜过望，马上将其奉为上宾。

这位郎中姓张名机，字仲景。尽管此时的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郎中，但是老刘可知道，此人便是后来写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因而被后人奉为“医圣”的张机张仲景。

两人一番细谈之下，老刘才知道了张仲景的身世和背景，以及他的医术学自何人。

张仲景出生于豫州南阳郡涅阳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家中藏书极多，使他从小就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同时也对医学萌发了极大的兴趣，这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社会，政治黑暗，朝政昏庸。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根本不想办法解救百姓，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十岁左右时，就拜张氏宗族中的一位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南阳当地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因而深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怕累。

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甬对他颇为了解，曾对张仲景道：“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甬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当地一个有名气的郎中，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医术逐渐超过了他的老师张伯祖。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他曾经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丰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前人所著的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中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不过此时的张仲景尚未落笔著书，而是继续在南阳周围行医，为百姓治病。此次的瘟疫流行，张氏宗族同样未能幸免，染病而亡者多达二百余人。而张仲景也一直认为这次的瘟疫便是伤寒作祟，因此不停的用各种方法来救治病人，尽管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他也救活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病人，但是却还是未能找出瘟疫的真正元凶，因此他才会四处行走，去与各地的名医交流，希望能查明这次的瘟疫到底是何病症，以便能够对症下药，救助那些遭受瘟疫之苦的百姓。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耽罗王与他的王妃带领一些郎中来到了陵城。并且采取了不少举措来控制瘟疫的继续蔓延。同时还开出了专门治疗瘟疫的汤药。而且没有几天，城中病人的病情便得到了有效控制，不少人被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看到耽罗王王妃开出的药方，果然是专门用来治疗这次的瘟疫之症，这令张仲景大为叹服，因此便专程前去拜会耽罗王和耽罗王妃，请他们为其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