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汪中为了这次文会，这些天里是吃不好睡不好。他眼看着那些来自岛国的学者要么开始去北海镇医院参观，要么就被林子平带着去勘察铁道线路，心里越发焦急。
来北海镇已经两年多了，赵新要干什么，汪中自认已经差不多看明白了。然而他越是明白，就越要为儒者、为道统争取出一条大道来。
汪中私淑顾炎武，而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主要概括就是两点,行己有耻和博学于文。而在其政治理想上，多着眼于风俗人心，鄙弃王阳明那套心性空谈，在政事上切实发挥利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内圣外王”，体用兼备。
换句话说就是，别跟我讲什么心不心花不花的,把学问落在实处,有用才是真的。
为了保证汪中的人身安全,减少因文会带来清廷的关注，他所乘坐的雷神号在苏北外海的五条沙附近等了两天，直到射阳湖那边传来人员已经抵达阜宁的消息，这才派船将汪中送上了陆地。
等他当晚抵达射阳湖的徐庄时，包括洪亮吉、江藩、焦循、钟怀在内的好友也都乘坐马车，在夜幕低垂后陆续进入了徐庄。
当洪亮吉在人引领之下，一路走进宽敞明亮的后堂时，他一眼就看见了已经年过五旬的段玉裁正面带微笑的看着他，于是便顾不得旁人，当即上前握住对方的手道：“若膺兄，没想到竟然把您都给惊动了！”
段玉裁笑道：“你洪常州能来，我这个老头就不能来了？他汪容甫搞的神神秘秘的，说什么要挽道统于危亡。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来看看？”
段玉裁比洪亮吉年长十一岁，也是时下有名的经学大家。此人二十五岁中举,曾任国子监教习,之后屡试不中。期间他师事戴震,乾隆三十五年授贵州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到了乾隆四十五年，47岁的段玉裁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里，卜居苏州枫桥，潜心著述和藏书。
洪亮吉因为是常州人，所以段玉裁叫他洪常州。
这时洪亮吉就听旁边一人道：“君直兄，眼里莫非只有若膺兄不成？”
洪亮吉转头一看，面露惊喜道：“江岑，你也来了！你不是在丹徒当训导吗？”
三十八岁的刘台拱道：“甚无趣味，在下已经辞官回乡了。”
刘台拱，字端临，江苏宝应人。21岁中举，之后便屡试不第。乾隆中期，四库全书馆开局办书，刘台拱与王念孙、朱筠、程晋芳、戴震、邵晋涵等入馆篡修，期间时常论经考古。他沉默少语，但每发一论，诸老莫不叹服。
一旁的江藩挤眉弄眼道：“我说刚才进徐庄，树上老鸹一直叫呢，原来是更生居士要到啊。”
“更生居士”是洪亮吉的号，众人一听，顿时哈哈大笑。
洪亮吉哭笑不得，指着江藩只说“淘气”。他比江藩大十五岁，已经是差着一辈人了。
江藩一振衣袖，拱手行礼道：“北江兄，自从京师一别，你我已是三年不见了。”
等二人见完礼，在场的焦循、钟怀和黄承吉三人这才纷纷上来和洪亮吉行礼问好。
众人正在谈笑间，就听堂外有人轻咳了一声，随即就见一身穿灰色棉布夹袍的老年人快步而入，额头上挂着几滴汗珠，进门便拱手笑道：“诸位，汪某来迟，多有得罪！”
“容甫先生！”
“容甫兄！”
“容甫贤弟。”
众人行过礼，洪亮吉笑道：“容甫兄，你这个主人当的有趣，客人都来了，何故姗姗来迟？”
汪中道：“汪某也是刚刚离船登岸，连更衣都没来得及，还望海涵。”
他这话一出口，众人这才心里一怔，想起了汪中如今的身份。
段玉裁年纪最长，沉吟了一下问道：“容甫，你给大家讲讲，如今北地是何模样？”
汪中正要回答，洪亮吉插话道：“若膺兄，不妨坐下再说，让容甫喘口气。”
众人这才纷纷落座，不过因为年龄，中举时间不同，又重新排了座次。说起来江湖中人的排座次，其实就是跟文人学的。
在场的人里，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所以众人论资排辈，段玉裁便坐了左首头把交椅，汪中坐了右首的头把，之后依次是刘台拱、洪亮吉、江藩、焦循、钟怀、黄承吉。
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以来，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开创，至戴震集其大成，以至顶峰。而从乾隆中叶开始，随着四库全书馆开馆，帝王“治道合一”的形象塑造臻于极致，彻底掌握了文人的话语权。而文人们再也不敢议论朝政，点评政治是非，于是在学术发展上便出现了“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的盛况。
无数学者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埋头考据，认为典籍越古越真，所谓“凡古必真，凡汉必好”，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不同，形成了后世著名的“乾嘉学派”。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特点就是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汉朝的典籍就是好的”；皖派则重视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从音韵、文字学入手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
而扬州学派既继承了吴、皖两派的特点，又发展和超越两派之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派以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为首，源头虽然是戴震，但却自成一体。
从儒家学问上来说，在场的众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都是乾嘉学派中有名的经学大家。
从个人钻研的偏好来说，段玉裁是文字训诂（研究古汉语词义），汪中主攻古今制度沿革，洪亮吉擅长舆地，刘台拱偏于天文音律，江藩精于《易》，而焦循、钟怀、黄承吉三人则是数学。
而历史上的乾嘉学派发展到后来，其研究的内容已经无物可考，乃至与社会现实完全脱节，成了为了考证而考证。
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穷尽天下聪明智慧，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于国家强盛屁用没有！这种“精神”延续到后世，“茴”字的四种写法算什么，连《红楼梦》都能给考据出个阴谋论来！
原本讲究“实事求是”，在经学典籍中寻求出的治世之道，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却成了百无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