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接着讲，把故事讲完。”

“好吧，”刘时敏一边应下，一边继续念信，“所以，夫牧民之道，真正的治国之道就是——‘除其所疾，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只要官府不折腾，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朝廷也不用接济百姓，百姓也不用仰仗朝廷，在这样的环境下，税收、徭役便不会激起民众的反感——‘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

通篇故事已讲到末尾，魏进忠听至此，问刘时敏：“这篇故事最后，是御史辩赢了还是贤良文学赢了？”

刘时敏思考一阵，回道：“其实这场辩论并没说，徐上海也没在故事里写出谁赢谁输。师弟以为谁赢了？”

“俺觉得贤良文学说得好，但御史一派并没输。”

“你的意思是贤良文学其实也没有赢？”

“读书人光读书没用，空有一肚子墨水，只会高谈阔论。天下就没有不折腾的官府，但也不会只有任人宰割的百姓。”

“师弟，这话怎讲？”刘时敏不禁问道。

“就拿孙隆来说，你说他错了吗？错了。但他错不在征税，而在他征错了对象。他以为苏松常镇这些富饶之地，官府一年税收都是百万之巨，所以征税应该很容易，不过六万两而已嘛。但是他就没料到，葛成会率领织工造反，时隔一年，机户又开始闹事。”

“但是……如果不是，又该向何人征税？”

“朝廷赋役是行贡法，征商税就得行彻法，征税不应向生产之人征，该向真正付银子的人征。不但不应征生产之人，还要尽可能减税、免税，这样才好控制。只有掌控了生产，彻法才能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