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到了中后期，皇家、宗亲、勋贵和大小官员，有许多都涌入到了商业领域，并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在商海里兴风作浪。

对这些人来说，交税肯定是不会交的，一辈子都不会交一文钱。

而他们靠经商获取的财富, 却远超那些乖乖缴税的中小商人。

历史上不管是嘉靖还是万历，为了捞钱都巧立名目大肆增收商税。

可他们所压榨的，全都是那些原本就赚不到几个钱的商人。

那帮真正富得流油的，反而有如隐身一般，朝廷完全不管不问。

明朝中后期的几个皇帝全都抵着本就没多少毛的羊薅，等到了崇祯时，那些羊差不多都已被薅秃完了，他自然是再也薅不到羊毛了。

再加上当时“一条鞭法”已完全崩坏, 田赋也收不上几个钱来, 于是国库差不多快空了的大明也就走到尽头了。

正因为知道这些，朱宸濠才决定借对商税动手的机会，根除这个已经处于萌芽状态的大弊端。

既然已谈到了这个话题，当然就得敞开了讲。

“各位臣工都知道，我大明对商人的态度在历朝历代里，都是最为宽松的。

太祖虽规定官员不得参与商业经营，可实际上只严禁了四品以上的大员，而四品以下的，则并未强制执行。

然而到了弘治、正德时，虽政令未变，可那些四品以上的大臣，以及宗室、外戚和勋贵们，皆纷纷利用家奴来为自己经营店铺或开设作坊。

这些人表面上没有违反规定，可实际上呢，让那帮家奴打着自己的旗号经商，跟他们自己做又有何区别？”

明朝中后期大臣利用家奴涉足商业, 那已是基本操作。

就比如那位圈占了几十万亩良田的徐阶徐阁老，他可不光对田产感兴趣，还让家奴在老家华亭县蓄养了大批织妇，开办纺织作坊，贩卖丝绸布匹以谋取暴利。

“太祖之所以不许四品以上的官员经商，就是担心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破坏商业规则，损人而肥己。

可现在，这个风气似乎有些治不住了啊。”

朱宸濠冷眼看着下方继续说道：

“你们是朝廷的重臣，若都想着为自己牟私利，那还能有心思治理国家吗？

朕也知道财帛动人心，所以想来就算朕再怎么严令禁止，那些已通过商业获利之人中的大多数，仍是不会收手的。

朕现在也不想查你们中都有哪些人在经商，但却要提醒一句，无论是谁，以后都不要利用身份来逃避征税。

总之一句话，凡经商者，只要收入超过了起征线，那都得缴税。

朕的令谕发布后，若还有仗势不缴，以及偷逃税款者，皆严惩不贷。”

朱宸濠也知道，不管在哪个时代，要想彻底杜绝权贵和官员经商，根本就不可能。

即便他们自己不亲自下场，可其子女、亲戚、家奴、仆役什么的都可以作为替代者，为其管理经营。

既然无法根除，那么朱宸濠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那便是这些人不放弃经商也可以，但必须得把税缴清咯。

至于会不会有人利用手中权势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人，朱宸濠倒并不太在意。

因为再有钱，在这个时代对政治的影响都不大。

只有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财阀才决定国家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