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亦有各种强法，如今天下强国有三，魏国、齐国、楚国，君上以为哪一国可堪楷模？”

秦献公微微摇头：“敢请先生指教。”

江寒接着说道：“魏国乃甲兵财货之强，齐国乃明君吏治之强，楚国为地广人众之强。”

秦献公喟然长叹：“与三强不相上下，嬴师隰此生足矣！”

江寒摇头笑道：“上述三强, 皆非根本强国，不足效法。”

秦献公感到惊讶了，他此生的目标就是要恢复穆公时代的霸业，夺回河西，与东方诸侯一争高下。

按照这样的目标，达到魏齐楚三国的强盛，应当就是满足了, 而江寒居然说上述三国不足效法，口气之大, 当真是蔑视天下。

于是他谦恭地拱手道：“先生之言，使人气壮，尚请详加拆解。”

江寒面色肃然，侃侃而论：“这三种强国范式之根本弱点，在于只强一时，不强永远，只强其表，不强根本。”

“魏国在文侯时代是蒸蒸日上，真正强盛，自魏击称王，魏国便会每况愈下，逐渐衰落。”

“齐国是吸纳人才，奉行吏治, 遇明君则强, 三代之后必然衰弱。”

“楚国则自楚悼王以后，一直是外强中干，不堪真正一击。”

“此中根源何在？其一，变法不深彻。”

“李悝助魏文侯变法, 以废除井田、奖励农耕、兴旺田业为主，疏忽了封地军制、吏制、爵制、国制、民制之全面变法。”

“齐国则更是粗浅的整军治吏之变法，没有深彻地再造翻新。”

“楚国之变法，因吴起惨死而中途夭折，对旧世族只有些许触动，更休提深彻二字。”

“其二，法令不稳定，没有留下一个国家应当长期信守的铁律，前代变法，后代复辟，根基不稳，必然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有此两大缺憾，岂能强大于永远？又岂能成大业于千秋？唯其如此，三强国不足以效法，秦国要强大，就要从根本上强盛！”

秦献公被这一番江河直下的理论强烈震撼，微微颔首：“敢问先生, 根本强大, 将欲如何？”

江寒便从春秋时代的新政变法讲起，逐一介绍了郑国子产的田制新政、齐国管仲的经济统制、越国文种聚集国力的新政、鲁国宣公的初税亩新政、晋国的赐田减税、秦国简公的初租禾等主要新政。

江寒道：“大要而言，春秋三百年，新政围绕田制与税制之变化发生，然皆为粗浅，无一巩固，反倒被新政激起的巨浪吞没。此即推行新政的郑国、齐国（姜齐）、晋国相继灭亡之根本所在。”

边听边想，秦献公额头上不禁渗出晶晶细汗，江寒又讲述了战国以来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对变法的内容、特点、嬗变及其结局，都做了鞭辟入里的解说和预测。

说完其他国家，江寒开始剖析秦国的制度：“秦国旧制，弊有其三，第一，以王道为本，杂以零碎新政，民无以适从。”

“秦在立国之初，对周室礼制王道略加变通而治民，穆公时以百里奚治国，力行德治，又引进旧楚国若干法令。”

“秦简公时行‘初租禾’新政，摈弃旧制，然时日无多，又恢复旧制，时至今日，秦国仍是春秋旧制，距离战国新法差距甚大，这种旧制，只能治民于小争之世，而不能强国于大争之世。”

秦献公疑惑问道：“秦法之弊若此，百里奚何以助穆公称霸诸侯？”

江寒解释道：“百里奚治秦，全赖一贤之力临机处置，无法令规制为后世遵守，此乃人治，绝非法治。”

“所以穆公百里奚之后，秦国陷入四代混乱而沦为弱国，若百里奚有法可守，何以秦国百余年不能振兴穆公霸业，反倒尽失河西之地，从函谷关退缩到栎阳？”

这番话诘难犀利，毫不忌讳地指责秦国历代国君视为神圣的秦穆公与百里奚，论理却是堂堂正正，让秦献公虽然尴尬，却无言以对。

“第二弊呢？敢请高论。”秦献公再问。

“秦国旧制第二弊，法无要领，奖罚不明。世族有罪不罚，庶民有功不赏，农人耕有余依然贫困，军士战有功依然无爵，如此，奋勇为国之正气如何激扬？”

秦献公再次点头，秦国朝堂之上尽皆是世族后裔，并无庶民有功而加爵受赏成为官员的，也是一大弊端。

秦献公平静问道：“敢问先生，秦国法制第三弊若何？”

江寒答道：“秦国旧制，无聚民之力，无慑乱之威，此为第三弊也。何谓聚民慑乱之威？法令一统，令行禁止，有罪重罚，有功激赏，公正严明。”

秦献公陷入了沉思之中。

此时，已经是傍晚，黑伯轻轻走进来低声道：“君上，已经是酉时了。”

秦献公拱手问道：“先生的变法，可是也要涉及到田制？”

江寒点头：“要缩减世族封地，还田于民，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之法令。”

秦献公的脸色变得凝重：“单这一点，触及世族根本，恐怕都难以推行！”

江寒肃然道：“所以要有一批竭诚拥戴变法之士，居于枢要职位，否则，法无伸张，令无推行，行之朝野，便成强弩之末。”

“真法不避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唯法是从，即或宫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所以要有一支强大的护法力量，让新政不在巨浪中颠覆。”

秦献公长嘘一声：“强秦，恢复穆公霸业，收复河西是我的毕生大梦，只是变法事大，变得不好，国无宁日。越是大变，越是多有利害冲突。”

“以秦国时下而论，不变法犹可为之。一旦变法，朝野动荡，若有战事，只怕有亡国之危。”

“正是。”江寒眼神坚定地说道：“所以秦国若想变法，不能急变，要等护法力量逐渐成型，羽翼初成，这是关乎于秦国千秋大业的事情，一代变不成就两代三代，江寒还年轻，还有很长的时间！”

秦献公这才意识到，自己面前这个年轻人，不过才二十出头，他不敢想象，如果江寒在秦国辅政二十年、三十年后，秦国会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秦献公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他是吴起变法的亲身经历者，他明白：世生变，变生强，强则进，治国之道，贤勇者创法立制，庸碌者因循守旧，创新者生，守旧者亡的道理。

回国继位后，他也在秦国国内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废止人殉、迁都、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他把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了栎阳，把思想陈旧的老世族留在了雍城，带着甘龙等一众新贵来到了栎阳。

而老世族与以甘龙为首的“新贵”的区别是老世族普遍是奴隶主，新世族则多是土地主。

奴隶主的土地主要靠国家、国君的封赐奖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