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公府开始忙碌起来，架设灵堂等。

秦琅则换上了白色丧衣，带上兄弟们去给洛阳城中亲近的各家一一上门报丧。

一家家的上门报丧信，每到一家，秦琅都要带头跪下报信，然后再往下一家。秦琼人脉广，与朝中勋戚们关系都不错。

尤其他还是山东军功新贵的领袖，这一圈下来，也是马不停蹄。

承乾给长安天子发出的奏报也由快马八百里加急送去，第二天皇帝的回复就到了洛阳。

对承乾提出追赠秦琼为太师、幽州大都督、齐郡王，谥忠武等皆允，甚至把齐郡王的郡字改成了国，变成了追赠齐国王。

赐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下旨令翰林院大学士岑文本为秦琼录行状申考功，行状原本是东汉荐举官员奏上朝廷的记录被荐者生平家世以及功德的履历表，到南朝时渐演变成为官员死后记录其一生好事供朝廷定其谥号的公文。

一般来说，正常的流程是官员死后，由其家属撰写行状并上奏，为死者请谥。

大唐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官员死后有谥。

行状写好先呈到吏部考功司，由吏部负责考核行状所录之功绩，验明无误后再上呈。

虽然说行状要经过吏部考核验证，但一般都会由家属或门生故旧来执笔书写，肯定是扬长避短有些春秋笔法的，这与官史里的传记不同，朝廷只负责核验真实性，对这些也不会过于苛刻。

当然，在检验之中，还会对行状所录之事的一些重要地方，进行一些修订隐藏等，以确保与官方认可的口径一致。比如说玄武门之变这样的重大特殊事件，其参与者行状记录里的内容，该隐的就要隐，该改的就得改，必须得和官方保持一致。

家属作行状请谥，然后吏部核验行状，再到太常寺拟谥，最后尚书议谥，然后天子定谥，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谥号最终的拟定赐给都非常严格的。

太常寺的太常博士们就是根据吏部核定的行状来给死者拟选谥号，再交给尚书省议论的。

可明显秦琼这事特殊，太子不按程序办事，直接先给定了调了，谥忠武。然后直奏天子，天子也同意了。

当然，该走的程序还得走。

所以天子特意让翰林院大学士岑文本来给秦琼写行状，再走一遍程序，岑文本是皇帝御用笔杆，文才水平自然是高的，肯定能给秦琼一生功绩写的很好看。

这篇行状必然会收录国家史馆，将来甚至可能成为大唐正史里秦琼个人传记的重要资料，可以说秦琼将来的历史形像，这篇行状就是最重要的出处。

天子又敕令检校黄门侍郎褚遂良为秦琼书神道碑。

唐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过四尺。

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碑。

大唐是个封建社会，处处等级森严，就算碑也不是人人可立的，首先得七品以上官员，或者得是那种有名的孝子义士等，方能立碑。

秦琼的神道碑文，皇帝亲自御制，然后送到洛阳，指定由检校黄门侍郎褚遂良书写。

因为褚遂良是当今书法大家，号称大唐四大书法家之一，与欧阳洵、虞士南等并列。

先前王珪去世，皇帝就指定虞士南书写，不过欧阳、虞等都已老，皇帝这次便特意指定更年轻的褚遂良来做碑，另外褚也是几位书法大家里地位最高的一个。

神道碑文相比行状要短的多，字数有限，多则千百短则百余，但内容同样也要奏报核准之后方能立，上面的官阶职位，以及平生灭迹都非常严格验证，必须真实等。

基本上来说，行状和神道碑其实二者所记事迹大体相同，但神道碑是作为展示在公开场合的，所以往往是略其实事而多做夸饰，其中对逝者生平刻意的去取与议论，更多的是体现官方意志，位高权重者尤其，碑文中掩饰尤多。

比如李世民亲自给秦琼写的神道碑文里，关于秦琼参与玄武门之变一事，就很显用心良苦，把这件事情写为建成元吉谋逆，李世民九骑入宫救驾，秦琼在渭水北伐大营遥见长安烽火起，立马忠勇无比的领兵回长安靖乱·····

不仅塑造了秦琼在这一事件中的忠勇无双，顺带给自己描绘了个忠孝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