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应举愤愤说。

他原本的想法是既然国家下令屯田，那地方上其实有许多闲置不缴纳赋税的田地，地方官自然应该响应国家号召，把这些地献出来给国家屯田用。

谁知这些地方官都不肯提供土地。

他不买田，就没办法屯田，不得已之下才只能买田。

但那些肥沃的，已经开发的好田，价格太高，靠朝廷提供的那点经费买不了多少。

所以买来的田多是最下等的贫瘠荒田

本来屯田是为了安插辽民，结果辽民又都不肯种田，他又只得雇佣佃农来种。

补贴上种子、耕牛，工食钱。

靠近水边的水田，还要另外雇人开河治闸。

在屯种地方还要建造相应的农房、仓场、行台、屯官的官署住宅。

屯田时还被地方官各种刁难

从地方上买来田地还有仓库，结果会地方官说成是投献，将相关人员杖责。

在经历两年屯田波折后，屯田的成本收益情况却还不错，只是屯田规模实在太小，所得有限。

董应举说在天启三年和天启四年这两年中，花费屯田的本钱是两万六千多两，得到的收益折银六万四千两。对应的实际粮食收获是每年三万数千石粮食

而这个收益是国家和佃农按照三七分成的比例分配之后的结果。

也就是国家获得收成的百分之三十，佃农获取收成的百分之七十。

这笔钱扣去成本后是三万八千两，每年一万九千两。

在缴纳赋税和差役杂项后，还有盈余用以养辽人，输送给朝廷。

而且越往后，屯田成本就会越降低，利润会越高。

如果按照董应举这个北方下等瘠田，三七分成的屯田收入，当成是粮食税收。

按照《明神宗实录》记载的万历三十年的耕地面积数是1226万4291顷

一顷是一百亩，也就是明代耕地面积有12亿2千6百多万亩。

就算后面损失掉一些，减少三亿多亩，算成九亿亩，是十八万亩的五千倍，

如果朝廷按照百分之三十的比率收税，那每年从农田上可以获得一亿两左右的白银。

实际上南方的亩产量远远高于北方，种植经济作物的亩产收益又远高于粮食，这个收入的是大大低估了真实可能的收入。

如果按粮食计算，朝廷至少可以征收到一点五亿石的粮食，可以养五千万人。

拿出两千万石，来供应两百万的大军，都是绰绰有余。

这才是符合明朝这样幅员和人口的大国应有的水平。

没道理将近两千年前战国时期秦赵等国加起来，已经可以供应百万数量级别供应充分的大军，到了明代反而不行。

实际上董应举屯田因为是按照北方最差的田地来算，一亩田只有九分之五石的粮食收成，这已经是差到无可再差。

朱由检知道按照后世学者的估计，明代亩产，南方平均为每亩四石粮食左右，最高的广东可以亩产原粮十石左右，北方平均亩产原粮两石左右。

按照真实的各地亩产平均征收粮食，就算按下限最低的估算，就算全国平均亩产加工后的粮米为一石。

朝廷也至少可以征收到二点七亿石粮食，可以供养近九千万人。

就算出现五分之一国土面积同时受灾，颗粒无收，还可以征收到将近二点二亿石粮，养七千两百多万人。

按总人口三亿算，算五分之一都受灾，朝廷救济加民间捐助，也足够救济六千万灾民，还有多余供养军队的。

真实情况，灾害规模也不会达到这么夸张的程度。

按照明代的农业生产力，即便农业税真能落实到十分之一的水平，应对自然灾害和战争也是可以过关的。

如果农业税能提高到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当然更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还是真实的农业税率太低太低。

原先商业税加不上去，农业税也没有办法加上去。

因为从事商业利润多，而税负小，自然会吸引越来越多人去经商，而不安于种田

现在商业税已经大幅度往上加了，这农业税自然也可以相应往上加了。

今天朱由检把董应举找来，正是要商量如何增加农业税，提高国家在粮食方面的控制力。

董应举见到朱由检，却说道：“陛下，臣以为，目下完全可以田赋全免。”

朱由检听后，大吃一惊，自己以为这董应举，不是腐儒，是个有实干才能的人。

怎么现在反倒说不要征收田赋了？

难道还寄希望于国家屯田？

自己上次接见他的时候，也已经和他说了。

若是地广人稀，民间劳力缺乏，大量壮丁都被收入军队之中。

类似三国时期情形，或者元末残破时期的情形。

让军队屯田，让士兵自己担负起种田收获粮食的任务，那是有利可图。

但现在的大明，虽说和后金交战多年，但毕竟还是主要集中在辽东区域。

内地民间并不缺乏劳力，也并没有多少无主荒地。

除了辽东前线、后金地盘，内地几乎每寸土地都已经开垦出来。

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国家组织屯田，生产效率还低下。

不如直接加征赋税。

按粮食产量来算，只要严格监管，不让税收负担轻易转嫁，没有灾害地区的农民完全能交完赋税，自己也吃饱肚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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