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矩心道：“自先王过世，莘公掌权以来，宋、氾两家，固然是失意於朝，特别宋家，英俊后进，宋方、宋羡等人，或触法身死，或被禁锢在家，可以说其族元气大伤，已然奄奄一息哉！张家与我家，迫於莘公的权势，而下也不得不依附於之，仰其鼻息。

“我等本陇之阀族，世代簪缨，论我等四家现下在陇地的声望，确实是大不如昔，可我定西之民力、国势，这两年中，通过莘公的新政，却也的确是蒸蒸日上。

“……唉，我去年冬天，听人传言，说莘公私下与黄景桓、张长龄等闲聊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原沦丧，非因诸胡强盛，实丧於宗室诸王、门阀诸公也，海内战乱将近百年，江左屡次北伐而无寸功者，非因将士不及诸胡兵，实因皇权旁落、阀族当政也，是以欲雪国耻，光复中华，非得改弦易张，破门户私计，竭力激励民心，不拘一格，重用贤才，然后可行矣！蒲茂胡主也，犹信重寒士孟朗，知辟用下品高才，我中华之嫡裔也，岂可不如焉？’

“我等诸家势不如昔，族中子弟含怨，衔恨莘公，腹诽朝政者自然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然而放到我定西而今的越来越好的民意、日渐强大的变化来看，莘公的这句话，还真是极对！”

阀族、士族掌握、垄断着文化，其中难道没有有识之士，没有看不出门阀政治之严重弊端的才能之辈么？当然有，不但有，而且不少。

唯是一来，限於门户私计，限於本族、本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等，二者，也是限於如果实行变革会遇到的强大阻力，亲友们的反目、阻拦，故是，一直都无人出来挑战这个制度罢了。

陈矩便算一个有识之士，他对门阀政治的弊端，是早就清清楚楚了。包括张道岳，还有张道岳的兄长张道崇，连带洗心革面，与往日相比，简直脱胎换骨的张道将，以及依旧处处与莘迩作对的氾丹等人在内，与陈矩一样，也都是如此。所以，面对莘迩的打击门阀、变易制度，陈矩他们身在这个大改革的时代，作为旧之得益者，这些人对莘迩的情绪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说他们是发自心底的拥护莘迩？明显不可能。

如果莘迩失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恐怕非但半句好话不会为莘迩说，并且大多还都会不吝於“痛打落水狗”，蜂拥而上，争夺莘迩失势后空出来的权力。

但如果说他们是发自心底的痛恨莘迩？也不见得。

毕竟定西与江左的“周边形势”不同，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就处在了“举目诸胡”的境地，东西南北，西边西域诸国、北边柔然、东北拓跋鲜卑、东边关中氐羌、南边吐谷浑鲜卑等，四面都是胡人政权，改变这一处境，使华夏重归华夏的愿望，陇地的这些士人们，比江左的士人，尤其是自古至今，向来固步自封的江左的土著士人们是要强烈得多的。他们也都希望国家能够强大。现下定西一天比一天强盛，他们看在眼里，也是知道好歹的。

陈矩的情绪现在就很复杂，张道岳也很复杂。

不过他两人，一个有陈荪的家传，一个也非喜怒形於色之人，复杂的情绪都没有显示出来。

黄荣知他俩必定会因为自己的话而产生一些感想，不动声色地再三打量，到底没有看出任何端倪，也就仍然不问，还是故作不知，顺着张道岳的话，说道：“故此我说，不妨如实回答。”

陈矩收住思绪，说道：“黄公一番指点，如醍醐灌顶，在下茅塞顿开。”

三人乃议定，等到桓蒙问他们定西新政的时候，便就有一说一，诚实相待。

这天晚上，桓蒙设宴，歌舞齐全，好酒好菜，都是江南的风调。桓蒙又是叫习山图当监酒官，席上殷勤劝酒，酒到不干者，罚酒三杯。黄荣、陈矩最终都是喝了个大醉，张道岳海量，却是千杯不醉，散席的时候，还若无其事的模样，大大涨了陇州人的志气。

过了两天，桓蒙又召见他们。

这次仍是在堂上相见。

说了些闲话之后，桓蒙问起了武举、勋官、健儿、文考等等定西的诸项新政。

一如议定的对策，黄荣为主，陈矩、张道岳补充，三人实实在在的有问必答，果是分毫不作隐瞒，把桓蒙想深入知道、了解的东西，都告诉了他，这几项新政施行以前，讨论、出台的过程，细节、细则的集思广益和完善过程，黄荣作为亲历者，十分清楚，也都告诉了桓蒙。

老实说，这是出乎了桓蒙的意料的。

回想起高充那两次来荆州，尽管高充彬彬有礼，言辞雅致，外貌也比黄荣文秀，但与桓蒙对答之际，满口都是外交腔调的话语，桓蒙竟是对黄荣生起了好感，心中想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古人诚不吾欺。这个黄景桓，相貌严酷，看着像个城府深沉的，却倒是个老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