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等”也者，指的是五等爵位。五等之制，其来久远，但崔瀚在这里讲的“五等”，不是周制的“五等”，而是唐朝南迁江左前的“五等”。

唐朝的五等制有两大特点，一个是获爵者的封地都不大，获爵者封地的属官都是由朝廷任命，以及封地的赋税大多上缴国库，——这一点，实际上是与秦朝中后期的五等制一样的；一个是唐朝重用宗室，宗室诸王在内则身居朝廷最高官职，在外则身任都督，拥有一方强兵。

第二层意思，“分定族姓”。

“分定族姓”也者，就是把北地的士人家族，分成高下不同的几个等级，按照各自所处的等级，分别给以不同的授官、任用。单从这一点看，这个“分定族姓”，似是与江左的门阀政治相类，但实际上又有不同，因为江左的门阀政治、士人家族等级，只包括了唐人的士族，崔瀚的这个“分定族姓”，则是试图把北地的诸胡贵姓，也都包括进去。

却是说了，崔瀚“先复五等，分定族姓”的此议，看似合情合理，有规有矩，似乎应该是行之不难的，那却为何在慕容魏国的时候，一直不能得到施行，一直都有强大的阻力呢？

说来也简单。

这是因为：崔瀚此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北地唐人士族的政治地位，降低胡人贵族的政治地位。

慕容魏国建国以来，事实上，包括蒲秦也是这样的，朝中的权贵大臣，几乎都是他们的本族之人，地方上任官的重臣，也都基本是他们的本族之人，唐士的政治地位是很低的。

所以崔瀚乃才有此政议。

“先复五等”的重点，不在五等爵，而是在增强宗室的权力，也即为的是从而加强皇权，然后借皇权打压胡人贵族的权势，再“分定族姓”，拔高唐人士族的地位。

胡人中岂无聪明者？看穿崔瀚本意的故魏胡人贵族，着实多有，因是他的此议一直不能得行。

在魏国不能得行，现在换了蒲秦来到，首先孟朗是个唐人，其次蒲茂名为胡人，其言、其行、其治民，遵循的却完全都是唐人儒家的理论，并且前不久蒲茂於传行北地，向北地唐士宣示其治政理念的诏书中，还专门说了一句“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东夷”，细究此语含义，他这明显是在以华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了，那么此政，在秦国能否得行？

崔瀚这回应召来邺，一方面是因为已经看到慕容氏败亡必矣，秦国将成北地新主，另一方面，就是为再次推倡他的此个政议而来。

说实话，对崔瀚“先复五等，分定族姓”的此议，孟朗不但是早就知道，并且在其内心中，对此也是甚为赞同的，这时听崔瀚把话题转到此处，孟朗不作迟疑，当即答道：“崔君此议，吾闻之久矣，深感此乃真知灼见，高明之策！不瞒君等，我曾多次与大王讨论过崔君的此条政议，大王对此议亦是颇为赞赏。”笑与崔瀚说道，“其实不用崔君再提，等到班禄、三长两制得以落实以后，大王就有意改制，於国中推行崔君‘先复五等，分定族姓’的此条政议了！”

班禄、三长，是蒲茂准备在新得之地推行的两条新政。

慕容氏建国之初，朝廷不给官员发放俸禄，不管是朝廷的官、还是地方的官，也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都要靠他们自己去弄钱。钱从哪里来？只有从剥削百姓、抢掠百姓来。这就造成了广大北方唐人百姓的民不聊生。后来，慕容氏也想改变此状，但直到邺县被蒲秦攻陷之时，这种官员俸禄自取的乱像，在魏国的州郡各地还是触目可见。

因有了蒲茂打算推行的此个“班禄制”，“班”者，赐予、分给之意，说白了，就是官员的俸禄全部由朝廷发给，以后不许再抢掠百姓，自取俸禄了。

慕容魏国的唐胡矛盾激烈，为了存身保命，唐人百姓大多聚族而居，或从附於豪强大姓，这也就造成了魏国境内郡县地方民口藏匿的现象非常严重，“三长制”即是针对此而出的新政。

三长者，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邻长、里长、党长，按照蒲茂、孟朗商定的选任标准，都以当地的强宗大姓之人出担任，给他们免除一到三人官役的优待，委任给他们的职责为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

简单说，这个制度，一是为了解决民口藏匿的问题，二更是为了加强对基层的控制。

且不说班禄、三长这两条蒲秦即将大力推行的新政，只说崔瀚听了孟朗的话，大喜说道：“大王欲纳用在下的此议么？”

孟朗颔首笑道：“大王对君的此议，那可是赞不绝口，说君之此议，若得推行，则我大秦国中，从此便不分唐胡，一为王臣了！”

孟朗转述的蒲茂这句所言，其中的“不分唐胡”，“唐胡”二字，蒲茂指的不是唐人、胡人，而是指的唐人士族与胡人贵族。“一为王臣”者，意思是在说，施行了崔瀚的此政后，唐人士族、胡人贵族便由此都被归入了同一套的“政治规则”之框架内，短期内，大概会激起胡人贵族的不满，然长期观之，大约对唐胡贵族的融合，对国家的稳定团结是有利的。

崔瀚真情实意，激动地说道：“大王当真是今之圣主！唐室南迁以今，北地战乱不定，百姓苦矣！总算是如今而下，盼来了一位明君圣主！百姓有幸，吾辈有幸！”

正激动之际，其坐榻下首，忽然传来了一声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