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官的设立，在朝中没有引起多少波澜。

定西国的僧侣众多。

本土的、西域的，鲜卑、卢水胡等胡夷出家的也有少数，族属复杂。

不仅如此，在佛学的个人修养水平上，这些僧侣也是参差不齐。

有学识渊博，博通儒、道，已经进化到可以熟练地使用佛经理论，比附儒、道两家，尤其道家的学说，出入右姓、贵族门下，通过与士大夫清谈论玄，来提升佛教地位的。

亦有号称“神通”，依旧用佛家初入中原时常见的手段，通过西域“幻术”，眩惑百姓、士人，来振扬名气，招收信徒的。

有虔心向佛，不问时事的；亦有欺骗信徒，作威作福的。

鱼龙混杂。

早晚都需要如江左那般，建一个机构，对之进行系统地管理。

这个僧官，无非是早设几日、晚设几日的问题。

唯是在僧官主官的人选上，朝臣们有点不同的声音。

有人推举由一个西域高僧，——即道智向其求受菩萨戒的那个来出任此职；有人推举了另一个本地的土著僧人。

左氏知黄荣是莘迩的亲信，没有听他们的，最终还是采纳了黄荣的举荐，把此职任给了道智。

在莘迩的设计下，僧官不但管僧侣，而且管定西国内的寺院。

行政级别上，分为中央和郡两层。

中央的除主官以外，设左右善世、左右讲经、左右译经等各两人，负责佛教经典的翻译、讲说等；郡设都纲、副纲等，负责监督辖内的寺院、僧人有无遵守戒律。而下僧人的戒律还很简单，没有成形，莘迩计划，等把关於戒律的佛经译出之后，再在这方面给僧人们做个完善。

中央与郡，此两层的这些职吏，或由道智推举，或由朝臣举任，都可以。

莘迩只有一条原则：定西僧由定西管，所有的备用人选，必须都是定西本地的土著僧人，并且还必须都是愿意下拜君上的。

说实话，莘迩虽是无所谓宗教的信仰，但对时下之佛教，实有两点看不惯，一个是耗费民财，另一个便是见君主不拜。若放到后世，拜不拜的没甚要紧，可现下是什么社会？可以说是王权社会，也可以说是王权至上为特点的“世俗社会”。

世俗社会里，僧侣也是生活在世俗间的一员。莘迩不能容忍信奉了某个宗教，就好像有了超出世俗的特权这种情况之存在，所以，在僧官吏属的选用上，他定下了这样一条原则。

好在这里是定西，不是江左。

江左那边，针对僧人要不要拜天子这回事，已经有过两次朝堂级别的大讨论了，尊王抑佛的纯儒一派，两次都败给了对面。当然，两次失败，并不是说江左的和尚们口才有多棒，世俗社会里，再兴旺的宗教，也要依附权力，纯儒们的失败，与其说是败给了和尚，不如说更主要的是败给了那些不乐见皇权伸张，故而支持“不拜天子”之说的阀族右姓们。

定西信佛的士族毕竟不如江左多，定西的王权毕竟也比江左的皇权威重。

是以，莘迩的这条原则也得以了顺利的通过。

但在另一件事，却激起了一定程度的杂音。

便是度牒。

时下僧人，尽管已在经济、赋税上享受一些特权，但在出家的程序上，还不需要国家发给度牒，也就是说，百姓的出家，尚处於“王法”的管辖之外，士子、百姓，想出家就可以出家。

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国家对“国内僧人的数目”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也就无法从法规层面上，对佛教势力的“肆意扩张”进行严格的限制。

吸取后世所闻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教训，借此机会，莘迩叫黄荣申请朝中，议创度牒之制。

明文规定，只有拥有度牒的和尚，才有资格享受各项特权。

为了减轻一些施行此制可能会遇到的阻力，此前已经出家的僧人，暂不加辨别，统统补给度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