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煦与章楶对弈‘闲聊’的时候，政事堂的会议还在继续。

纵然这些律法或者大政方针早就酝酿多时，基本上有共识，还是出现了诸多磕磕绊绊。

比如在户部，朝廷要求削弱转运司或者取消，因为转运使在地方上凌驾于诸多官员之上，俨然成了实际主官，并且转运司耗费巨大，朝廷已经有些不堪重负。

但这遭到了户部尚书梁焘的拒绝。

他的原话是：“下官反对。从始至终都反对。转运司固然有诸多弊端，但削弱或者取消转运司，明年的钱粮收取、调转将会出现大问题，户部不能承受，朝廷也不能。下官希望大相公以及政事堂三思。如果大相公等决意推行，下官会告到官家面前，请官家裁决。”

自从章惇出任‘宰执’，少有人敢顶撞他，尤其还是在政事堂扩大会议上！

而在蔡卞提出明年的收支计划，应该确保国库充盈的时候，也遭到了梁焘的强烈反对。

他直言不讳：朝廷原本就是寅吃卯粮，每年透支严重，至今还欠内库六百万贯未还。并且，明年要减税，军队，工部等的支出巨大，明年国库的亏空，至少有两千万贯！

章惇在公布‘水路连通计划’的时候，就是要以‘六条水道为干，二十八官道为辅，勾连全国’，遭到了工部的反对。

工部尚书苏轼坚持认为，朝廷这样的计划‘徒耗民力，与民无益’、‘当以民为本，着力纾困’。

意思很简单，朝廷的钱粮应该用在最深处，而不是去修什么路通什么渠。

纵使有阻力，在面对众多的‘新法’，章惇与蔡卞等人也有的是办法，四两拨千斤的推开，继续各种议题。

在礼部尚书李清臣拿出‘绍圣礼典’的时候，说道：“大相公，这部‘绍圣礼典’只是初步，礼部正在加紧编修，争取用三到五年时间，修著出一部‘绍圣大典’，以为千秋之率。”

历朝历代都有修大典的传统，这是巨大功勋，可传千百世。

李清臣的话，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倒不是要阻止修‘绍圣大典’，而是‘绍圣礼典’中，对很多礼法进行了‘修正’，并且对很多礼法进行了剔除，这部礼典，上到国家大祭，小到普通人的婚礼仪程，甚至是下葬、上坟，祭拜都有规定！

简而言之，这部‘绍圣礼典’是一部大瘦身的法典，对礼法进行了稍加修改，却又对各种礼法、仪程、规矩等等，进行了大量的删减。

‘礼法’对现在的人来说太过重要了，甚至是神圣的。它高过律法，触碰一点都不容易，何况要进行大规模的修改。

一些尚书，侍郎纷纷表达不同看法，连文彦博都突然张口，来了一句：礼典因人而改，因事而变，世人何所依？

他的意思很简单，日后如果有人触犯礼法，是否修改一下就了事？那今后这礼法还有什么用？

李清臣据理力争，反驳：礼法从古至今，冗长繁杂，单说一门亲事，‘六礼’就要耗时三个月，成亲要耗时十天，其中的过程之复杂，与日俱增，有何益处？

葬礼，更是复杂难言，一个下葬就要足足三个时辰，累死在坟头的孝子每年都有几十人！

朝廷的大典，从开始到结束，短则三天，长则月余，其中多少事是可以省略的？寻常的祭祖大典，一个孝子要磕三百多个头，十几个子孙就要磕一天，这是什么样的孝道？

于是乎，政事堂为此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可以修改一些地方，确实诸多是没必要。但有人认为不可改，那是‘诚心所在’，

政事堂的争论，赵煦没有去管，只要不将官司打到他面前，他就什么都不知道。

政事堂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在赵煦到庆寿殿用膳的时候，政事堂依旧灯火通明，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