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统年间至万历一朝前期，大明帝国的南北因为这种两京制度，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但是，到如今天启年间，这种平衡实际上已经被打破，历史上的崇祯年间，江南几省一年茶税不过六两，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今天，京师依旧作为行政、军事中心，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反而成了整个帝国的“拖累”。

整个朝堂都在京师，虽然南京的相同职务官员，在品级上与京师持平，但实际权力却天差地别。

两京制度自永乐年间设立，正统年间定型，沿用至今，已渐渐落后于时代，弊端远远大于益处，急需一场改革。

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公务清闲，官场中也对到此任职有个很形象的称谓，唤做“吏隐”。

这时的官员，普遍都把南京看做养老之地，官员由京师朝堂调往南京，说是去了富庶、繁华之处，实则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贬谪。

除了各种“吏隐”，南京城还有一类人存在，即勋贵。

所谓勋贵，就是指那些追随朱元璋打天下，朱棣靖难的元勋后裔，这些人在后世也被称为世袭勋贵集团。

现在朱由校召来单独面圣的，就是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也是如今勋贵集团的第一人——魏国公徐弘基。

安定宴上的，还有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怀远侯常延龄，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等。

这几个人，都是勋贵集团中追随者众多，较有声望的。

诸勋贵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祖上都是在追随朱元璋与朱棣的过程中，建立过特殊功勋。

要么在某个战役中，敢为人先，建立军功，要么就是亲身护主，以扬名立万，封妻荫子。

作为功臣，这些元勋本身或好勇斗狠，或好谋善战，往往都被晚年的朱元璋和朱棣所警惕。

其家族，自明初至今，世代被大明豢养起来，历朝的皇帝，都遵循祖制，在朝政上没有给他们什么发言权。

所以就和一些皇亲国戚一样，勋贵子弟中就偶尔出现一些想有作为的，也只能悠游林泉，穷奢极侈。

到了如今，眼前这些勋贵，鲜有几个勇武过人、熟读兵书之辈，都是自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动脑、动手能力甚至不及那些刚刚毕业出来的顺天武学院军官。

朱由校对南京庞大的臃肿政治体系进行改革，意在裁撤掉一大批只会尸位素餐，耗费财政，于时局毫无作用的冗员。

让“繁华”过了头的江南，对如今因小冰河而连年灾荒的北方各省，真正起到一些作用。

同时，还要对延续至今的五军都督府制度，进行从内而外的整顿，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提高武将的地位和权利！

兵权在皇帝手上，提高武人地位，就相当于加强了中央集权。

勋贵们一没了兵权，就真的成了和皇族一般无二被圈养的猪畜了，勋贵中不乏些能人，朱由校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对五军都督府的整顿，也将牵扯到一些有作为、有能力的勋贵。

在这次之后，勋贵们整体上虽然没了兵权，但却会有一批人进入五军都督府，成为领军在外的将领，为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