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

此时张昶已被董承的声势给吓了一跳，不过他也算是有几分急智的，当即移席站起，小步趋到中庭，对皇帝拜伏道：“臣只想着为朝廷排解忧难，早些定下铸币大政、平衡财货，绝无揽权之意！还请陛下睿鉴！”

“重铸五铢，修复钱法，无论是于国、于商、还是于民，皆为一大便宜之政；也是眼下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事情。如今收各郡自行铸币之权，归于中央，不仅是为了事权一统，更是为了统一规制，彻底杜绝钱币良莠不齐、币制混乱的现象。”皇帝未有表态，先是夸了董承与张昶二人：“这一点，二位说的都很对，与我不谋而合。”

张昶胆颤的神色这才缓和少许，董承面色一喜，还未说话，只见皇帝把脸转向坐于次席上的侍中杨琦，开口说道：“杨公可有高见进陈？”

杨琦似乎早有预备，不慌不忙的说道：“臣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钱货，而在于民饥。积年以来，稻苗毁于蝗螟，机杼劳于催征，民所患者非是钱币之轻重，而是饥无所食、渴无所饮、居无所处。”

“是啊。”皇帝明白杨琦话里的意思，虽然对方此时此地说这种话有些不合时宜，但正符合对方仗义执言的秉性，而且也的确是苦口良言。皇帝听了不能不有所表示，他目光忧郁起来，叹了一口气：“民以食为天，黎庶可以一辈子没钱，但决不可以一天不吃饭，故而农桑才是至急。”

本来众人正在讨论铸币，太尉董承与少府张昶都为铸币权的归属而争执不休，可好端端的杨琦居然说起了农桑，似乎并不把新铸五铢当做极为要紧的事情，尤其是对方看上去丝毫没有因为黄琬的黜退而有所收敛本性。

皇帝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为了尽快笼络近侍、好提前布置，他特意向侍中马宇探听了杨琦的底细与品性。正是由于他得知了杨琦敢当着孝灵皇帝的面，拿虞舜与唐尧作比，来嘲讽他与孝桓皇帝两人都是半斤八两的事迹后。皇帝由此认定杨琦是个不可多得的强项忠直的人物，所以当时才下定决心，对杨琦大胆的表露心迹。

最后也不出皇帝所料，杨琦论忠论能，都是一时之选，为皇帝联系各方、共同抗衡乃至于扳倒王允立下了汗马功劳。

只是人以利合、以利分，当初的盟友们纷纷随着王允这个强敌的离去而各自为营、分占权力，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皇帝层出不穷的改革措施，由一开始的清丈上林、到募民屯田、甚至到盐铁专营，逐渐触及到各方的深层利益。无论是马日磾、黄琬、还是杨氏；无论是为了门户私计、还是出于稳健保守的政治立场，众人无可避免的互相疏远、对立，再也不复当初的亲近。

这就是为什么马日磾与杨氏等人一开始如胶似漆的团聚在皇帝身边，到后来却分道扬镳、互相算计的缘故了。他们对皇帝本人不是不忠、对同僚的德行不是不敬，仅仅只是秉持的理念、坚守的利益不一样罢了。

“农桑乃朝廷之要、农殖为生民之本，理应专重，而眼下却多言铸币之便。臣以为，即使现行小钱败坏钱法、扰乱市价，朝廷宜议良策处之，但也不该矫枉过正，有失所重。”杨琦神色肃然，抬眼环顾四周，宣室殿里坐着的尽是录尚书的三公、专管其事的九卿，包括他还有两个平尚书事、算半个宰辅的侍中。

这么大阵仗在以往都是用来讨论决定事关国运的政务，可现在为的却是议论铸币这种次要的事情，这传出去势必会将铸币这一项政务抬升到一个不该有的高度，甚至有可能盖过朝廷对农桑的重视程度。要知道在去年，皇帝议立屯田、重兴农桑的时候，也不过是召集了这些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