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这个名字，甘奇只算耳熟，名字与模样都对不上号。也是甘奇学生太多，随便算一算，两三千号是有的，哪里能认得全？

李定进得书房，又是大礼去拜，自我介绍一番，对一个年纪比他还小的人如此大礼，口称先生，李定倒是不觉得奇怪，反而甘奇觉得哪里有些不自在，人多的时候还好，单独见的时候，总觉得哪里尬尬的。

甘奇示意李定落座。

李定却也不坐，只是站在一旁。开口说道：“先生，学生此来，乃是有事禀报。”

甘奇点头：“且说。”

李定把甘正在樊楼上的事情说了一通，说这件事倒不是李定要表功什么的，他也没有多说自己与甘正如何交锋的事情。李定主要是来提醒甘奇，要注意同族之中的小人。

这两日李定很是犹豫，犹豫要不要到甘奇这里来打这个小报告，想来想去还是来了，因为他总觉得甘奇若是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就会吃亏。

李定只以为那甘正与甘奇是同族兄弟，却又在背后说甘奇的坏话，定然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小人，这种小人一定要戳穿他的真面目，免得甘奇没有防备，以后着了这个小人的道。

所以李定还是上门来打了这个小报告。就是提醒甘奇要提防甘正这种小人。

李定之所以会纠结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李定也是个苦命人。他的身世，完全就是那种小说主角的身世。

李定是一个庶出子，甚至可以说是私生子，他的亲生母亲生下他之后就被正妻赶出了家门，他长这么大，甚至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都不知道，更没有见过亲生母亲，自小在家中受尽白眼，受尽的欺负。还好他老爹还算有点良心，至少供着他读了书。

受尽白眼的李定，从小就懂事，对于读书的机会更是珍惜无比，几个兄弟之中，唯有他用功苦读，寒窗十几载。然后他就逆袭了，中举，中进士，当官，一直当到御史中丞，成为朝堂大佬，甚至把苏轼也抓起来关了几个月。他与苏轼，本该是有一番恩怨情仇的。

苏轼有一个和尚好友，名叫佛印。佛印是李定同母异父的哥哥，是李定他娘仇氏嫁给第一个男人的时候生的，后来李定的娘又被李定的父亲看上了，带到家中生了李定。然后仇氏又被赶出了李家，后来仇氏又跟了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名叫蔡奴。

蔡奴也是个大人物，如今还只有几岁，以后是名冠汴梁城的大花魁。呃……以后当了皇帝的小针针，爱她爱得死去活来，每天看着蔡奴的画像花痴，听说小针针为了蔡奴，还专门在皇宫里凿了一条地道，就是为了出去与蔡奴私会。后来小针针的儿子徽宗赵佶，也用这条密道出去跟花魁李师师私会。

李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亲娘是谁，苏轼却从佛印那里知道了，甚至还知道李定母亲死的时候，李定都没有回去守丧，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亲娘是谁，但是苏轼抓住这一点，把李定喷得个体无完肤，官都差点被苏轼喷没了。后来李定也抓住了苏轼的小辫子，把苏轼直接从杭州抓到御史台的大牢里关了好几个月。

李定与苏轼的恩怨，其实也不是私人恩怨，还是政见不合。李定是变法的忠实拥护者，那时候的苏轼却是反对变法的，苏轼喷李定，李定喷苏轼，没办法，天生不对路。

苏轼也是个倒霉催的，王安石变法，他喷王安石胡搞，被抓起来关了，又被贬了。司马光上台，苏轼东山再起了，好不容易回京当了中书舍人，然后又当翰林学士，也知了礼部贡举。但是司马光又全盘否定新法，苏轼又不乐意了，认为新法里有许多东西是正确的，又起来喷，又被司马光给贬了，最后给贬到了海南岛。

其实这么看来，苏轼有自己既定的态度与认知，却又不失公平公正的一个人，所以最终落得个两边不讨好。但是苏轼又是一个豁达的人，他对王安石，没有丝毫恨意，王安石下台的时候，在江宁隐居，被贬的苏轼，在路上还专门去看王安石，两人把酒言欢，还互相诗词来去，苏轼还在词中笑骂王安石是老狐狸，这顿酒刚喝完不久，王安石就在江宁病死了，十几年后，苏轼从海南岛回来，走到江宁不远的常州，也病死了，这就是两个人最后的结局。

而李定，被司马光一贬再贬，在王安石死后一年，也病死了。

恩怨情仇，谁又能说得清楚，兴许苏轼，是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苏轼其实并不恨那些贬他的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李定这种出身，让他对家族里这些争夺的事情格外敏感，鼓着勇气也要到甘奇这里来把甘正的真面目戳穿。

甘奇听得这件事情，笑了笑，上下打量了李定一会，开口问道：“资深近来可有复习功课？”

李定把小报告打完了，好似去除了一个心病一般，也就舒心了，听得甘奇发问，答道：“近来正在复习功课，只等明年贡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