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穿越者和他们带来的力量跨越大海，在广东扎根后，古老而又缓慢的南国，变得快节奏起来。

以新区为核心的土地，就像一个漩涡，吸引着四方滚滚而来的人口和资源，吐出各种超越时代的工业品。

即便是初级的工业时代，也会带来社会变革。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土著。就像蒸汽机车之于轿子一般，土著慢节奏的生活习惯，在无声无息中，被缓慢而又坚定地强行提速了。

工业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嘈杂”。原本平静的南天名城，这之后变得纷纷扰扰躁动不安，肌肉在一天天强壮，充满了活力。

相比之下，李大嘴在濠镜澳搞出的那点事就无足轻重了。毕竟这年头没有互联网，远离核心区域发生的一切，很难被传播到公众当中去。

即便是大明帝国的心脏，也同样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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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5月底，京城。

千里外的北方，在这个时节，哪怕是小冰河时期，天气也已经带上了热度。

距离去岁的那场大劫，已经过去了年余时间。古老的京城貌似恢复了人流车马的繁华面目，然而内部的创伤还远远未曾平复。

这座城市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大明帝国的统治者，是勤勉的崇祯皇帝。

既然皇帝勤勉，那么早朝大抵就是必不可少的。5月底的这天清晨，年轻的崇祯皇帝，照例在皇级门召开了早朝。

皇级门就是皇级殿大门了。在嘉靖四十一年改名之前，皇级殿原本是叫做奉天殿的。到了清顺治二年，皇级殿会被改名为后世人熟悉的太和殿——俗称金銮殿。

清朝皇帝且不去说，实际上除了重大政治活动以及节日外，明朝皇帝日常开早朝的地方，并不是金銮殿里边，而是在大门口。这个规矩是朱元璋当年创下的，有个名目叫做“御门听政”。

今天也不例外。

凌晨5点，伴随着午门城楼上的钟鼓敲响，等候已久，排好队伍的几百名京官，鱼贯进入了紫禁城大门......凌晨四点的洛杉矶？拜托，凌晨4点的北京城，苦B天天见。

与此同时，穿着黑色常服龙袍的崇祯皇帝，也带着大批太监宫女走出了后殿。大臣们就位后，皇帝准时坐上了皇级门前的龙椅。

一跪三叩，山呼万岁。

套路走完后，借着微微的晨光，皇级门前开始了常例奏对。

今天的早朝很平常，貌似又是一个熟悉的无聊过场。高品官员陛前奏事，没有资格上前的低品官员做好背景板，争取早点散班......

事实上自朱元璋之后，大朝议政这种极其低效的施政模式，就被后来的皇帝所抛弃了。明英宗以后，皇帝都嫌天天上早朝太累，于是就改为通过批阅奏章来处理各类事务，早朝只是偶尔举行。更狠的还有嘉靖和万历，二十多年都没上过早朝。

崇祯皇帝虽说是劳模，但他也没有把全京城的公务员拘在紫禁城不去干实事的习惯。所以很快，实质上也已经沦为仪式的常朝，下朝了。

下朝后，随着密密麻麻的低品官员散去，明帝国真正的中央政务决断系统这才开始了运转：由皇帝，大学士，六部尚书等少数官员组成的小朝会。

今天的小朝会，与会者比较齐全，基本上在京二品以上大佬都有到场，甚至还来了两三位勋贵老臣——虽说勋贵从不发言，但是人家要旁听的话，皇帝和学士也不能把人家给推出去是吧。

小朝会开始后，君臣之间先说了几件闲散政务垫场。这之后，便是今天的重头戏：处理广东方面发来的奏折。

这里所说的奏折，内容自然是上个月有关澳门“冲突”的文件了。

其实从冲突发生的当天起，就陆续有广东方面的官员往朝廷写奏章。再往后，两广总督衙门，地方衙门，乃至广东各地官员，锦衣卫，甚至地方缙绅，退休官员等等都有给朝廷通气的。所以从4月上旬到现在，朝廷正经是收到了不少奏章，也对澳门事件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然而在这件事上最最关键的彰潮总兵衙门，却是直到5月中旬，才将奏折发送到了京城。也就是说，忠勇伯曹川，是在4月底或者5月初，战争结束将近一星期后，才慢吞吞走普通驿路，给朝廷发了奏章。

朝廷方面收到奏章后，自然是要仔细研读外加细细品味的：其余各路人马都早早上本，偏偏你姓曹的主事人拖延时日，这里面有什么情弊？

就这样，当朝廷各路大佬通过私下渠道搞清楚奏章的因果后，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底。这也正是今天小朝会的主题：回旨。

看看其余鸡毛蒜皮的政事都处理差不多后，迎着初升的朝阳，微微眯眼的崇祯皇帝，侧过脸，对今天轮值的司礼监秉笔方正化点了点头。

心领神会的方正化随即出班，扬声对陛阶左手边的文官集团说道：“有口谕：南边递上来的折子，臣工可有回执？”

早有准备的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温体仁同志，这时急忙出列躬身从袖中掏出一份文牍递上：“已有票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