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例子在大明律中是允许的，且提倡的。

太祖朱元璋在制定大明法律的时候，明确指出立法的思想在于“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因此立法必须“当适时宜，当计远虑”。

纵观整个大明朝代，自正德之前，律法是向宽松方向倾斜的，到了嘉靖之后，律法才逐渐走向严苛。

所以这两幅字画的真伪以民意而非作品先后次序为判定依据，没有半点问题。

这实际是人治高于法制的体现，所以主官的裁定也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把太祖思想贯彻得最彻底的当属后来的海瑞。

海青天在判案的时候，事实只是作为依据，民意民心才是准绳。

因此他在判案中的指导准则有三条：

事关道德的，就是“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豪；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

事关产业的，就是“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

事关风化争言的，才是“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

总之就是锄强扶弱，以民为本，这在当时官本位的时代，不可谓不是异类。

正因为主官的裁度量之大，所以大家才格外的关注。

这个案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判罚。

若是定性为乱民，那自然是死无全尸的大罪。

若是定性为抢劫，也是上可砍头，下可流放的大罪。

若是定性为民事纠纷，那便是罚点钱了事的小事。

若是定性为学术纷争，甚至是扬名立万的好事。

这也是钟云亭之前安慰方唐镜，说他虽败犹荣，众人会为他力争的依据。

事实上，所有人都不认为方唐镜会被重判，最多罚钱赔偿了事。

但只有少数人知道，李大宗师是定要置方唐镜于死地的。

而且李大宗师的理由也十分充分。

此时的松江府乱象刚刚平定，方唐镜他们的事件若是拿来做文章的话，完全可以打成乱党余孽，只此一条，便令人万劫不复。

更何况方唐镜此时罪证确凿，白纸黑字摆在众人眼前，被打砸得不成样子的店铺就在众人眼前。

说明他方唐镜劫掠，打砸，威逼都是事实，即便他不是乱党，但正所谓“乱世用重典”，为了震慑暴徒，不至于让有心之人效仿，借方唐镜的脑袋一用也是正常。

所以方唐镜这事可大可小，端的是要看三位上官是如何决断。

因为刘指挥使表现出了袒护方唐镜的一面，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不会让方唐镜受重判的。

李知府在案件中倒是两不相帮，可以看作是中立。

李大宗师则不然，一开场就旗帜鲜明的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乱党为祸”，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交锋将会出现在刘指挥使与李大宗师之间。

而且刘指挥使又似是三司会审中主审的那个，应该还是他说了算。

实际上，大错特错！

刘指挥使是军事指挥，乃是奉命前来平乱。

这个奉命就是指协助地方，剿灭乱党。

军事上他是主官，政务上他却是辅助。

尤其安定民生，地方教化刑狱这些事，朝廷是严禁官军插手的。

因此具体到处理地方事务的时候，还是两个文官说了算。

而提学御史，乃是属于按察使司，是可以直接过问各府刑狱的，虽说提学官管起刑狱治安这些事有些不伦不类，但现在李大宗师代表的是按察使司，性质就不一样了。

因此实际的主判官还是李大宗师。

这是官场规矩，刘指挥使即便是主持了案件的审理也不会改变，除非他有明确的上谕让他作为钦差，全权处理此事。

刘指挥使不会也不敢逾越。

众人期待的刘指挥使与李大宗师撕逼的场面是决计不会出现的。

方唐镜的命运将由李大宗师一言而决！

“啪”李大宗师将后里的惊堂木重重落下。

“威武！”众衙役自觉地排成两排，敲击水火棍，震摄人心。

“肃静！”军士开始弹压喧哗的人群。

案件审判，到了最终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