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朱翊钧其实是十分抗拒当万历皇帝的孩子们的便宜老爹的。

这倒不是因为他嫌万历皇帝的孩子们不好——朱翊钧虽然没有自己实际意义上的亲生骨肉，但对于孩子，他心里总有一腔现代美国中产阶级式的热爱，这种爱是大而化之的，好比中上阶级的美国家庭总爱领养被抛弃的异国残疾婴孩。

但是到了万历皇帝的孩子们这里，朱翊钧那粗疏笼统的爱心不免就被万历皇帝的后宫给削减了。

他发现在万历皇帝的大多数后妃眼中，孩子不仅是孩子，而是她们沉闷生活的一种希望，是一个寄托绮丽梦想的实体。

譬如朱翊钧在百忙之中也抽空单独见过两三回王恭妃，王恭妃与他谈论的唯一话题就是她与万历皇帝的孩子。

她一遍又一遍地对朱翊钧说孩子们的事情，说完皇长子朱常洛，还要再说皇四女朱轩嫄，虽然朱轩嫄四岁即病故，但也全然不妨碍王恭妃的絮絮讲述。

仿佛只要她还能不时地在朱翊钧面前讲着、念着，万历皇帝的皇四女就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与王恭妃单独见到第二面的时候，朱翊钧感悟出来了，王恭妃不是在说孩子，她是一直在对万历皇帝进行一种宗教式的、单方面的无声告白。

他们共同拥有那么好的孩子，孩子是由他和她的各一半结合而成的，甚么名分礼仪都比不上这活生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曾经的肉体交合。

皇帝对她冷淡也好，对她疏离也罢，她都能谈论孩子，即使皇帝的皮肉不再同她亲昵，她和皇帝的骨血也已在孩子身上化成了一处。

谈论他们的孩子，就好比是谈论他们最私密的那部分生命，这一小部分私密是王恭妃一人独享的，是谁也掺和不进来的。

因此无论皇帝怎样对待她，她都能从孩子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品咂她与皇帝最亲密的身体交融，而且是亲密得分都分不离、解都解不开的那种。

孩子是她和万历皇帝共有的秘密，解开这秘密的代码是她和万历皇帝的血统，是她和他生命形态的绝密信号。

在王恭妃眼中，她和万历皇帝的孩子，已然被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为重大的秘密给控制了。

她必须时刻谈论这种控制来暗示万历皇帝，除非他亲自下手解除这种控制，否则任何一个第三者都甭想在他们之间真正地插足。

朱翊钧觉得，历史上的万历皇帝是听懂了王恭妃的告白的。

而正因为这告白如此隐秘又如此执著，万历皇帝在万历二十九年下旨将王恭妃幽禁景阳宫，使她十年不能与朱常洛母子相见的时候，才能这般狠辣，甚至不曾有过一丝的心慈手软。

所以朱翊钧是不愿被万历皇帝的孩子们认作亲爹的，他对孩子的爱心是纯净而遐迩一体的，无论谁再往上叠加男女私爱他都承受不起。

换句话说，朱翊钧只负得起对万历皇帝孩子们本身的责任，倘或要他代替万历皇帝去通过孩子们对后宫嫔妃们负责，他朱翊钧却是万万担不起的。

不过朱翊钧绝不会去嘲笑万历皇帝的后宫嫔妃，不需多言的了解并绝对的服从，这样的爱一点都不卑微。

他朱翊钧是何等善良的一个人，即使他不敢去爱那爱情的载体，但他也永远敬重那爱情本身的产物。

朱常治作为产物之一，自然也得到了朱翊钧十二分的小心关照。

朱翊钧虽然相信现代科学，但是万历朝西方医学的发展程度究竟能不能治好朱常治的病，他心里实际上也没个底。

不料范礼安得召进殿之后，表现得比朱翊钧还谨慎。

他就如同后世康熙朝进献金鸡纳霜的法国人洪若翰一般，一定要等到其他献药者的方子均被中国皇帝确认无用，才不甚自信地认为自己能试上一试。

范礼安先不去看朱常治，反而朝朱翊钧道，

“臣于医理上无甚建树，虽知些许皮毛，但绝比不上中国皇宫中的医士，实在没有把握能治好皇上的孩子。”

历史研究生朱翊钧当然知道这是传教士的自谦，这种看上去有些像自卑的自谦中断于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还是天朝上国的万历朝却是十分稀松平常，

“范卿先看一看朕的皇子罢，若是病重难治，范卿但说无妨，《论语》中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范卿敬而无失即可。”

范礼安听了这话，却还是有些犹豫，

“皇上，据臣所见，中国古医之《内经》准则，罗马医学一概不遵，臣若是以西法于四皇子诊病，恐怕皇上会以为西医粗陋，不甚可信。”

朱翊钧反问道，

“西医如何粗陋？”

范礼安想了想，举例解释道，

“譬如人之五脏六腑，罗马医学之论脏腑，详形而略理，中国医学之论脏腑，详理而略形。”

“罗马医学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如此论形不论理，终逊中国一筹。”

范礼安此言一出口，殿中众人除了朱翊钧之外，不禁均面露得色。

朱翊钧却道，

“我国古传之脏腑，俱是医书古籍互相辨驳，纷纷无定，西人虽与我华人面貌不同，人之脏腑应乃一式而矣。”

范礼安见朱翊钧似乎不像大明其他人一样笃信中医理论，不禁又道，

“是，中医长于气化，西医长于解剖，罗马治医，皆以剖割视验为术，人之背前左右内外，层析详论，而不似中医将各层分出阴阳，故而罗马医士止知肺腑之形，不知肺腑之气。”

“臣学罗马医道，亦只知西医形迹，不知中医气化，中国所谓道家‘内视’之术，臣委实不通。”

“只是臣于两广之时，尝见中国国人谓疫有神，故设法以驱之，而西人得疫，则谓有虫，不谓有神，故设法以防之，神不可见，而虫可见，此乃中西医道之大不同也。”

“而今皇上命臣以西法诊病，臣亦也只能断其形而不能诊其气，中医所谓‘经络’之说，臣实也不以为然。”

立在一旁的张诚忍不住道，

“我中国医籍，皆乃秦汉三代所传，内难仲景之书，极为精确，迥非西医所及，罗马医士如何能不以为然？”

范礼安深知在大明生存不能得罪太监的道理，于是立时作揖道，

“臣以为，医者不明脏腑，杀人相踵，中国医籍所载之脏腑长短大小轻重之说，应是无疑，然罗马医者剖髅验视，拆影洗涤，既而言之凿凿，著有成书，按谱可寻，亦非无据。”

“大约中国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罗马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也。”

“臣考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考验脏腑，抉去壅滞，中不如西；培养根元，辨别虚实，西不如中。”

范礼安面容平和，神色恭敬，朱翊钧反倒觉得他太不容易了，一个人能为了传播一种宗教而去学习和接受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是一件多么虔诚而伟大的事啊。

晚清的科学教徒们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中浸淫了近一百年，都仍然将西方人当作敌对的“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