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当即便跪下道,
“君命崇严,皇上所赐之左柱国及诰命,臣不敢渎辞,至于三俸兼支、部宴再赐,则臣愚犬马心有万不能安也,国家设官分职,皆有常禄,或因事酬劳,则有加俸,然未有兼支矣。”
“而臣先以三年考满,奉旨加支正一品俸,续以《会典》书成,奉旨兼支大学士俸,本朝故事,阁臣惟九年考满,乃得赐宴礼部,而臣当初考,即奉特恩,不啻优礼过甚矣。”
“今灾伤迭见,饥馑日臻,太仓之积贮日亏,光禄之供应大窘,似此冗食冗费,宜首加裁节,为天下先,且民方啼饥,而臣益禄,民方哀鸣嗷嗷,而臣饮食衎衎,下之不能佐百姓之急,上之不能分圣主之忧,则何以称弼臣、居表率乎?”
“况勋诰禄荫,臣之所受者多,俸宴二端,臣之所辞者寡,望皇上俯垂鉴察,将兼俸、部宴允臣所辞,则皇上信臣之深,荣于三锡,待臣之厚,重于九迁矣。”
申时行这么一跪下来,朱翊钧心里就跟着那么一突,他实在是个太重视自尊与人格的好人,任何一点超乎平等的厚待礼节都只会让他感到在受洋罪。
朱翊钧在受了近一年洋罪之后,终于发现封建社会的人民本质上都是蔑视自尊的,只要他们的自尊替他们受了罪,那其他的罪就可以免受了。
因此在这一点上,朱翊钧虽然贵为天子,但始终处于人民的下风,毕竟一旦人可以蔑视自尊,随那被蔑视的自尊去受罪了,此人便已是战无不胜,永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了。
现在申时行就用这种轻蔑自己的方法站到了朱翊钧的上风,于是朱翊钧只得道,
“先生何妨?船政积弊甚多,理应著实整顿,若是再因循违误,却不知责归何处?”
朱翊钧说到“著实整顿”这四个字时,未免申时行跪伏在地看不见自己认真的神色,还格外用力地加重了咬字音节。
申时行回道,
“船政河漕,为国家命脉所关,每岁漕粮,以两运京仓,一运通仓,京仓收十之四,通州十
之六,是故京仓为天子之内仓,通仓为天子之外仓。”
“近年以来,宗支益盛,官爵益多,灾伤益重,一应供奉上用、京军布花、外夷赏赐、京官俸禄、京民赈济、食粮边方,此等急务皆取办于京仓。”
“然漕之法,水运则有江河风涛之险,陆运则有飞挽负驮之劳,其动众不盈万不足以致利,臣以为,京仓系军国之急需,万姓之命脉,若要整顿船政海漕,则必先著实京通二仓之国用漕储。”
朱翊钧想了一想,觉得申时行的提议也没甚么毛病,自己坚持把漕运改成海运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和发展海贸,内阁却还是要维持漕储稳定的,
“先生所言甚是,朕闻民间有论漕粮言,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兴船政而察漕粮,乃理所应当之事。”
朱翊钧觉得自己已然将话说得如此明白,足以打消申时行所有的不安之念了,毕竟万历朝上一个能“兼支尚书俸”的总裁辅臣是张居正。
不料申时行却继续道,
“京通仓厂乃钱谷之要也,实皆户部职掌,顷者添用内臣,至今皆内官主之,实于国计无裨。”
“祖宗朝设尚书、侍郎总领天下财赋,督察委之,台官放收属之郎署,当时不闻内官与事,法至善也。”
“宣德间京通二仓暂设总督、监督二员,其后复增至二三十员,创设中瑞馆处之,冗滥积弊,实为国家大蠡。”
“至皇祖世宗诏书裁革二仓内使至二十七员,又罢中瑞馆,尽取其余人代还内府供役,及临清、徐、淮监督之使,一切罢用不遗。”
“臣等惟人君法令,所以行诸天下而人莫敢不遵者,皇上登极之初,裁革各仓监收内官,后虽稍增于前,旋纳言官之谏,令今后俱依成化二十三年裁减事例,官省事简,一时传诵以为美谈。”
“不意近年复有内官之命,大与前旨相反,弊甫革而复生,令方行而自沮,诚为可惜。”
“且京通二仓原设止总督一员,监督二员而已,当时各治其事,未见废坠,后虽渐加,无益有损。”
“臣素闻,生一事则有一事之害,增一官则有一官之费,况人品不同,执勘者误事,贪婪者侵削,亲信者恃势求索,无所不至。”
“皇上以为内官忠实可用,例不可废,则每处置一二辈足矣,然今各处仓廒场库,少者五六辈,多者二三十辈,作奸索赂,虚名冗食,其弊尤甚。”
“夫‘一虎十羊,势无全羊’,何况十虎一羊也?臣窃计今事之势,内官者,乃皇上之腹心之病也,今皇上诚欲腹心安,则莫如铲内官之权也。”
朱翊钧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申时行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就是想要皇帝把从宣德年间以来的监仓太监给革了,把漕粮处置权全数交还到户部手中。
其实晚明宦官对漕运仓储与钞关的掠夺,都是为了取悦皇帝,将所强取的钱财供奉于宫廷,因此晚明的宦官看起来是在作恶,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专为皇帝作恶。
所以申时行表面上是在说宦官掠夺太多,实际是在劝皇帝少从漕粮处索取一些,皇帝带头用得少了,漕粮富裕了,漕运转海运的工作就好办了。
不得不说,朱翊钧这近一年的皇帝没白当,申时行的话一入他的耳朵,就自动转成了万历皇帝所理解的那个意思,可见他的洋罪是没白受。
但是朱翊钧也知道仓监不能一时就裁革殆尽,太监是皇权的白手套,摘下套上都不容易。
朱翊钧这回重用皇亲勋贵,就是为了在将来的海运里多栽培一些能直达天听的自己人。
如果能就此形成勋戚、内官、外臣三足鼎立、彼此牵制的局面,那对将来的“国有海贸私有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毕竟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是如此之低,仅凭皇帝的一力支持怕是远远不够的。
朱翊钧重视自尊,对“以权压人”这种事自然也是不看好的。
世上有哪一个人是生来就甘为人下的呢?
上位者如果以权压人,在权势未丧失时,底下人尚且能隐忍听命。
可一旦上位者的权力丧失,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等待上位者的将是忍耐已久的集体反扑,更甚至会被剥皮食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