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沈同和父子二人的刻意谋划，还是一切都碰巧了，反正赵鸣阳、沈同和两个亲家便一同参加了此次的会试，而且赵鸣阳还是个颇有文采的名士。

沈同和便把抄袭的主意打到了赵鸣阳身上，为此还买通了礼部负责安排考场座次的官员，将自己和赵鸣阳安排在了相近的号舍里。

一切都准备好了，到了头场入场这日，沈同和便如计划那般，夹带入场，而他的号舍旁边便是亲家赵鸣阳。

一切都赶巧了，待到九日清晨发下试题后，沈同和欣喜若狂，那头场的第一道四书大题便被他的夹带蒙中了。

他夹带中便带了历科会元的大作，其中万历二十三年会元汤宾尹的大作正与此次题目相仿。

巡考官也已被买通，一阵旁若无人的奋笔疾书，沈同和很快便完成了第一题，但随后却又犯了难。

相比隋唐宋元，明代科举制度异常完善，考题的划分也很科学。

头场考四书五经，一共七题，三道四书、四道五经，主要考察举子的思想政治和治国理念。

二场考“论诏诰表判语”，一共五题，论、诏、诰、表、判语等各一道，主要考察举子处理实际公务的能力。

三场则考策问、诗赋，一共五道，考题便就五花八门了，既有异常简单的，也有异常难的，比如弘治十二年会试的三场题目便很难了，全场数千举子中，也只有唐寅和徐泾答对了。

因两人之前装逼过甚比较招人恨，亦或是负责出题的程敏政牵扯到了入阁的纷争，两人便被举报跟出题的程敏政有一腿，但最后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只得草草结案了。

由此，这会试的第三场，难度可见一遍，其主要考察举子的知识水平和智商。

综合来看，在封建社会，这三场考试便能比较全面的考察出一个人的能力了。

但制度是好的，实行起来，却是走了样。

在明朝，科举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便是阅卷只重头场，头场只重开头的那道四书文。

因为从二月十六日最后一场结束，到二月二十七日发榜，留给阅卷官只有十日的时间。

这十日间还需要糊名、誊卷、会商、搜落卷、报皇帝审批等必要的程序，所以真正用于阅卷的时间也没多少。

一科会试应试举子少则三千，多则四千不止，一人就有十七道答卷，这么多的卷子，一共就十八名同考官批阅，不到十日的时间，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是批阅不完的。

没办法，考官们便只能看中头场，而头场中又以第一道四书题为重，只要这题答好了，其他题目能中规中矩不犯大的失误，当是一个进士落地了。

但这个中规中矩的要求，对于已经蒙中第一题的沈同和来说，难度也是不小。

尽管他不是如那些落第举子攻讦的目不识丁，但要说中规中矩的答好剩下的十六题，却也是难为他了。

不过好在他还有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