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月到六月，东风不至，关中几乎无雨，土地龟裂，河水断流，百姓既缺饮用之水，牲畜更乏青草之料。

更严重的是，关中大旱，并州西部、北部，以及并州以北的草原自然大旱，西域亦大旱。

西域远隔关山影响不大。凉州就在眼前，大批羌人从河谷、山岭中涌出，扑向富饶的关中。

南匈奴，河套及以北的鲜卑、乌桓，如同发情一般南下，进一步严重压缩汉帝国北方疆域。

七月

异常的气候，催生了数十年未遇之大蝗灾。

数以十亿计的蝗虫，从干燥的中亚，循着水气和绿洲，入侵西域，草原、凉州，而后进入关中、中原…

铺天盖地，如同一片乌云一样飞来，树木、粟苗、野草全部吃净，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吃光就走，飞向另一个地方再吃…

百姓颗粒无收，粟米稻谷一石卖到五万钱，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走投无路的百姓只能靠捕食蝗虫充饥。

后汉之初，光武皇帝为了宣扬自己正统的必然性、合法性，将谶纬夸大百分，上升为国家承认的显学。

天人互感应，上天降下灾害，就意味着地上有妖孽，人间事不平！

当权者自然当承担责任，罢免、辞职、定罪均属正常。

掌握长安朝廷权力的李傕、郭汜等凉雍将帅，手握实权，当然不愿意承担责任。

为了转移矛盾，百姓中逐步有着传闻：

皇帝如大害之蝗虫，啃食庄稼

皇帝无道，大汉将尽，故天降蝗虫以警

蝗即虫+皇，虫者，害也，皇即帝也！蝗灾必皇帝有害于民！

在铺天盖地地密密麻麻的蝗群中，在灾民遍地的严酷环境下，就连皇帝刘协也认为自己难脱关系：“蝗，以虫为形，以皇为声，一定是上天给的朕的警示！”

关中从四月开始雨量稀少，六月又发生地震、日食，朝廷内外越发暗流涌动。

皇帝遂从正殿搬出，筑一高台，每日登台求雨，又派遣使者重新审定囚徒罪状，轻罪一律释放。

由于粮食不足，公卿皆自愿减薪到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依旧不够。皇帝派人将厩马二百馀匹及杂缯二万匹，赏给公卿百官，以抵俸禄，又派人开仓赈灾。

车骑将军李傕等大怒：“马匹多来自军中，岂能赏给百官！”

“要是府库中的布匹、粮食都散尽了，如何抵挡羌人、消灭叛乱、维护皇帝！”

于是尽数将马匹、帛缯抢回，又关闭大半仓库，每日允许拿出少量米豆赈灾。

原本强大的凉州军阀集团和长安朝廷，几乎失去整个经济基础，不得不派遣使者，以封官授爵为交换，向距离较近的河东、并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益州…求救。

…

关西一片惨状，袁绍却心情澎湃：“先有黄巾之乱，又有上天降下蝗灾，汉之将亡，必矣！代汉者当涂高!其在本公乎！”

谶纬稳固国家的同时，也给其他人一个制造谶纬，传播谣言，利用谶纬的途径。

袁绍提出冀州可援助长安，但必须由皇帝下罪己诏——将“蝗”揽到“皇”头上。

太尉朱俊认为，皇帝的权威，是朝廷存在的根本：“皇帝陛下年幼，国家大事多决于三公九卿、诸位将军，岂能万事皆怪罪皇帝？

有天灾，三公当其咎，不如免去本公太尉之职，以敬天地！”

于是关西人太常杨彪接替太尉，录尚书事。李傕、郭汜依旧逍遥。

袁绍却不干了！朱俊与袁术交好，杨彪的妻子是袁术姐妹，翻来覆去长安朝廷依旧掌握在凉州军阀与亲袁术势力手中。

袁绍只象征性运了几十车粮食，就不再拔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