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并不是主流。

正乾皇帝大权独揽，国力蒸蒸日上，内部利益争斗远不足以影响建设与发展的总基调。

这种良好的内部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塑造来说极为重要，甚至重于开拓的速度。

并不是徐泽故意挑起讨宋之战，而是快速发展的大同需要扩张、扩张、再扩张，反倒是徐泽刻意压制本国扩张的速度。

软弱无能的赵宋王朝必须灭亡，但在彻底灭亡之前，这个腐朽的王朝还要完成其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徐泽就是要通过持续的战争，让守旧势力认清大同帝即便开疆拓土也不会与他们妥协的事实。

古往今来，唯一能接受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大宋。

没有了大宋，他们什么都不是。

如此，逼迫这些人自觉坚定对抗之心，主动出人出力维持大宋王朝的腐朽统治。

最终，要么守旧势力众志成城消灭了大同，要么随着大宋一起被消灭。

由此，王黼、孔端操等人在战前主动接触大同欲要投诚的试探，注定不可能得到正乾皇帝的正面回应。

对徐泽来说，提着脑袋坚决抗同的反动派才是好反动派。

还没开打就跪地乞怜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是最有可能毁掉大同事业的寄生虫。

投降可以，先纳上投名状再说！

如同当初的安阳韩氏一样，大同帝国的政策始终对事不对人。

官府不会为了逼迫大族分宗而捏造罪名乱杀人，也不会因为他们老实分宗了，就宽恕犯有重罪的宗族成员。

孔端操撰《孔子改制考》献媚不成反为千夫所指，家门被泼狗血只是第一步。

共建会已经向法部和监部提供了很多信息，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开始的孔氏内斗又牵扯出更多历史悬案。

只待仙源县社会改革初步完成，法部就会组织对孔氏进行清算。

而王黼地位虽崇，家族势力却远不及孔氏，真要投降了反而容易处置。

但其人贵为赵宋王朝的太傅楚国公，一旦投降大同，可能会带动众多赵宋官员争相效仿，却不是徐泽想看到的。

综合以上问题，徐泽确定的讨宋之战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便是暂时避开一直准备投降的开封府留守王黼，先拿下京东西路，再向西步步推进。

以此步步蚕食之态，迫使赵宋朝廷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做出改变。

要么变得更加反动，变本加厉地压榨底层百姓；要么学习大同帝国，向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上户开刀，以获取更多的战争潜力。

无论赵宋朝廷选择哪种形式的救亡图存，都是徐泽乐见其成的结果，都能让日后归于大同治下的百姓更深刻地感受到新朝的美好。

同宋两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只要大同不接连犯重大战略性错误，任赵宋如何挣扎，最终都改变不了坐等灭国的命运。

不说战略上的全面被动和军事技术上的代差，仅战术层面，同军这些年持续南征北战锻炼出的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就是赵宋王朝羡慕不来的宝贵财富。

战部在战前制定的作战方案，是以第四、第五两个军合力拿下京东西路。

第四军先出开德府直取濮州，然后继续南下攻下兴仁府；

第五军则出沂州拿下淮阳军，再经徐州北上。

两军会师于南京应天府，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后，再耐心收拾抗同意志最为坚定的济州之敌。

北线大战发起后，第五军前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轻易越过鄄城边境线。

率队的师正解珍敏锐意识到濮州可能不会有大战，当即派人将这一军情汇报给了在开德府靠前指挥的军正牛皋。

牛皋很快就认可了解珍的判断，其人一面派人向后方巡视的皇帝汇报这一情况，一面果断派出岳飞统四个营的骑兵快速穿插以扩大战果。

其人给岳飞的任务是经濮州西南面的临濮县南下，突入兴仁府，搅乱敌军的部署，为随后赶到的步军创造战机。

牛皋知道岳飞善于把握战机，并没有限制死其任务，又给了后者临机决断之权。

等岳飞追上半道的解珍部时，情况已经再次发生了变化。

得知同军攻入濮州，鄄城投降后，范县、雷泽、临濮三县也跟着投了降，雷泽守军还主动提供了济州方面最新的军事情报。

岳飞认为本部是骑兵，没有携带重武器，即使马上突入到防守严密的兴仁府，也很难攻城，反倒是兵力空虚的济州大有可为。

解珍支持其人的想法，却没有放弃既定进攻计划。

两部刚刚会师，便又分开。

解珍率步兵接管临濮，并继续向南攻入兴仁府南华县。

岳飞则率骑兵经雷泽东进济州，其部刚进郓城境内，前锋耶律九斤便遇到了一队正在抢夺百姓家中财物的匪军。

同军军纪严格，对祸害百姓者从来都是从重从速处理，而岳飞部尤甚。

耶律九斤虽是契丹人，却深受岳飞影响，当即抓住了这队祸害百姓的匪军，并从领头者嘴中得知郓城晁盖已反的消息。

晁盖自知力薄，害怕官兵前来镇压，造反后就一面大肆裹挟周边百姓为伍，一面派人前往濮州，告知同军济州百姓急盼王师入境。

这队人马正是晁盖派出迎接同军使者，带队小头目段景住途中见到一上户人家有马，寻思着见王师总得有点排面，遂前去以迎大同王师的名义征用。

结果，自然是遭到严辞拒绝，于是便有了耶律九斤等人之前见到的一幕。

冲突中共有三人受伤，一人死亡，死者正是拒绝献马的上户家主。

随即赶到的岳飞得知了此事的详细情况，当即命人砍了段景住，并安排耶律九斤快马将其人的头颅送到蔡合镇给晁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