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唐玄宗李隆基动用帝国的战备通信力量狂奔万里，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宠妃满足口腹之欲，这种事无论放在那个朝代，都是昏君所为。

但若是有了直通南北的铁路，以及能够昼夜快速行驶的轨道车，只要舍得花钱，即便身处长安，很多人也能吃得上这种在岭南并不稀罕的水果。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不是没人愿意买这些生活必需品，而是受制于落后的道路和运输手段，导致远距离商业行为的成本过高，甚至超过一定距离就会变得无利可图。

更加快速高效的运输手段，不仅意味着更小的物流成本和更大的盈利空间，还意味着原本很多没法做的生意变得可以做。

因此，柴进透过铁轨的大规模运用敏锐发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

但对大同帝国的缔造者徐泽来说，兴商仅是铁路诸多用途中的一个而已。

大一统王朝中央对地方的掌控也如同“贩樵”“贩籴”一样，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掌控力就会锐减。

这一点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是批量培养出有理想有操守的官僚管理边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如果一个帝国的疆域大到从首都到边疆信使来回都需要月余的时间，大军的调动更是以“年”作为计时单位，那帝国打下再大的疆域也没办法有效治理。

庞大的国土和落后的道路交通条件相互影响，便是令人绝望的边疆行政效率。

若是边疆发生了叛乱，等滞后年余时间的朝廷大军赶到，黄花菜都凉了。

就算这次能平定，下次呢？

此处的动乱解决了，彼处的呢？

面对这种情况，除了分封或安排全权总督包税，徐泽想不出更好的治理办法。

就算共建会的基层组织在这么遥远的疆域，也会因为远离中枢而畸变成更加反动的力量。

想要实现庞大国土的有效管理，既需要在完善官僚体系上做文章，培养更加踏实敬业的官吏队伍，更需要改进通信和交通手段，缩短帝国中枢到边疆的联动时间。

向来注重基层有效管理的大同政权从建政之初，就高度重视道路和交通工具的更新迭代。

在陆地上，同军推进到哪里，工程营就将道路修整到哪里（县一级交通干道）。

在大洋中，孟康带领的造船团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大同海军最新的风帆战舰满帆行使，比赵宋耗费人力的车船还要快。

在民政事务上，各地共建会组织民力的主要任务也是兴修道路和水利，让县至村一级的道路更加宽阔和平整。

可这些手段都没有超越时代，效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风帆舰船仍极度依赖季风和洋流，没有完善的海图便不能轻易开辟新航线。

受车型和道路交通条件限制，即便挽马还有余力，也没有人敢在人马并行的道路全速驾驶马车。

而相对于传统马车，铁路配轨道车技术的优势就极为明显了。

车轮与轨道的摩擦力更小，意味同样的牵引力，可以有更大的运载量；而专车专道，又意味着更快的行车速度和更高的运输效率。

实际上，轨道车的出现也没有超越时代。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秦代，善于开拓和创造的华夏先民就使用了木轨马车技术。

尽管后来因为战乱而失传，但至少证明了这项技术的门槛并不是很高。

事实也是如此，还在梁山开创时期，徐泽就指导张岭煤矿的矿头张田在矿井中使用了木轨和矿车。

后者摸索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成功掌握这项初级技术。

其后，经过十几年的反复实践和不断改进，轨道车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使用范围也从井下到了矿山、码头等地。

如今，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将木轨换成铁轨，只不过是捅破一层窗户纸而已。

当然，在铁轨上行驶的马拉轨道车与后世成熟的蒸汽火车技术相比，仍有很远的路要走。

正在陪正乾皇帝前往格物院视察的工部尚书陈规就非常清楚这一点，并及时给欲要将铁路修至帝国边疆的皇帝泼凉水。

“陛下，恕臣直言，大同现在还不具备大规模普及铁路和轨道车的条件。”

徐泽自然知道由马车进入火车时代究竟有多难，这涉及到很多领域的共同进步，绝不是某一专项技术取得突破就能实现的。

离格物院尚有一段距离，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听下陈工部的高论。

“有哪些困难？”

陈规虽然没有亲自主持京津塘铁路的修建，但整个工程其人却是严格把关并一直在盯着，很清楚其中的细节。

“首先，是开支太大。

不算枕木、碎石、水泥等物的成本和人工开支，仅铁轨一项，每里铁路就需用铁二万八千斤。

京津塘三百余里，总计需用铁八百五十万余斤，即便我朝钢铁产量逐年增加，但积累数年也不够此数。

所以，臣之前主张京津塘铁路工程以三年为期，就是将之后三年的钢铁增加量也算了进去。

臣认为，若是没有重大技术突破，即使不考虑财政收支平衡，单纯提高钢铁产量以实现修建南北东西铁路干线的设想，也至少需要百年之功。”

陈规的话说得很委婉，其实是不认可徐泽的大铁路战略。

相对于此时用斤来衡量的钢铁产量，一尺铁道（双向）就要超百斤的用铁需求实在太惊人了。

这还是考虑到马拉轨道车的载重和速度限制，使用的铁轨相对较窄（以此时的技术条件也无法复制后世的标准）。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从长期来看，即使只使用马拉轨道车技术，作为最重要的漕运中转线路，京津塘铁路的收益也远远超过投入。

但若是将其拓展到全国，以当下的技术条件和市场规模，大部分路段肯定是要亏本的。

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铁路的收益都未必赶得上其维护成本。

不过，治大国不能这样简单的算经济账，还有政治账和军事账，道路交通的用途更重要体现在政权控制力和军事力量的快速投送上。

就算单独讲钢铁生产，眼光也要更全面。

政和三年，赵宋全国铁课共五百五十万一千零九十七斤。

其中，河北路的铁课又占了天下总量的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