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时，赵佶将亲自登台主祀，举行上元金箓斋。

此斋设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召请三境至尊、十方上圣、玉京金阙天帝天真，十方师尊圣众、三界官属及一切威灵，以祈求诸神灵护佑大宋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因此，太宰王黼等人倒是不怕因为出使大同而错过了这一盛典。

这一次出使任务虽也紧急，但同军毕竟还在河东路，对开封府的威胁远没有在开封府时那么大，王太宰倒是不用又把自己和使团众人搞得血肉模糊。

即便如此，其人还是不敢有丝毫耽搁，一路急赶慢赶，终于赶在元日（春节）前，到达了大同燕京府。

大同政权初建，正乾皇帝又提倡一切从简，没那么多繁文缛节。

但元日前后仍有很多庆典和祭祀（包含祭祀同舟社成立以来牺牲的忠烈）活动需要徐泽亲自组织，其人便将接洽赵宋外交使团之事交给了外部尚书王四。

两国一日处于战争状态，开封府就一刻不能安宁。

王黼肩上的压力极大，又清楚正乾皇帝的个性，不敢有丝毫隐瞒，乃直接向王四和盘托出了教主道君皇帝开出的加码。

“陛下，赵宋君臣这次是真的急了，开出了割河东路半数州府，付金十万两、银两百万两以做战争赔款，并拟参照宋辽传统给大同交纳岁币一百万匹两每年的条件，以求两国息兵。”

自徐泽开始造反后，宋军就一直被同军按着打，不断损兵折将。

为保住江山社稷，赵宋朝廷花在赔款、抚恤和扩军上的钱财不计其数，导致国库日紧，越来越拿不出钱来。

而随着大同王朝越来越强势，赵宋百姓对赵氏社稷存续也越来越悲观，为备兵荒，消费欲望明显下降，还有一些上户成窖成窖的藏钱。

如此一来，赵宋朝廷又一次“缺钱”了，短时间内根本付不起巨额的战争赔款，赵佶派王黼来燕京谈判时便主动提出以金银折现。

这一点也是参照宋辽传统，赵宋每年向辽国交纳的岁币便是绢、银两项。

所以，才有“匹两”作为计量单位。

“亏赵佶想得出来，我堂堂大同岂是没见过钱的蛮夷，要他岁币做甚！是不是我嫌这点钱不够，他赵佶还准备对我称兄？”

听王黼的言外之意，赵佶还真有这意思——赵宋短期内没有再战之力，只要大同愿意停战，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但王四跟了徐泽多年，自是清楚皇帝不屑于在赵佶的面前称兄。

“陛下的意思是？”

“赔偿的金银咱们日后改革币制用得着，岁币就不要了。具体如何办，我会让曹孝才跟他们谈。咱们与赵宋‘公平买卖’，光明正大的挣钱不好，何必担上恶名，要他们一点‘死钱’？”

“臣明白了！”

对大同臣子们来说，正乾皇帝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从皇帝的身上，不仅能学到矛盾论、治国根基论、战争演进学，还有“整体经济论”，等等。

就连天资不甚高的王四都知道了对国家来说，“死钱”不是“钱”，能盘活国内市场，让钱加速流通并惠及更多百姓才是钱的道理。

谈完了息兵条件，王四立即转入两国的外交关系调整。

“对赵宋的乞和，臣该如何答复？”

徐泽笑问：“乞什么和？”

见王四发懵，半天没想明白，其人乃点拨道：

“河东路之事，因何而起？”

严格地讲，自从大同和赵宋正式勘界后，同宋两国外交关系就已经正常化了。

可没过多久，赵宋朝廷就不顾两国刚刚签订的和约，擅自招诱“大同百姓”南下。

大同朝廷先是以国书向赵宋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国限期给出说法。

但赵宋君臣却误判形势，认为大同刚刚建国，内外压力极大，同军不可能冒着多面开战的风险南下，而断然拒绝了大同的无理要求。

之后，徐泽一面发出警告，一面率大军南下并攻入滑州，以惩戒赵宋帝国的背信行为，逼迫其认清绝不可怠慢大同任何意见的事实。

赵佶也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立即遣使惩处河东官员，并命边地州府放同军入境，实际已经做好了放弃河东路的打算。

但教主道君皇帝不负责任的甩锅行为却受到了使者秦桧的强烈抵制，后者不仅没有如实传旨，还蛊惑知代州事郭仲恂带领军民坚决抵抗同军。

由此，引来蓄谋已久的同军大规模入侵。

至于之后折可求率军南下太原府抗同，赵宋将门联手逼迫朝廷出兵等等，不过是这件事持续发酵的结果。

当前的形势是赵宋没了生力军而不敢打国战，大同也不想破坏既定方针贸然掀起灭宋的全面战争。

所以，同宋两国围绕河东路的战争更应该理解为“局部冲突”才对。

既然两国都没有正式宣战，自然不存在“乞和”一说。

王四理清此事的来龙去脉，恍然大悟。

“陛下的意思是还要穷究赵宋归来人之事？”

其实，大同介入河东路原因并不是太重要。

只要徐泽贼心不死，无论赵宋怎么做，同军迟早都要入侵河东路。

但赵佶不知死活，授意河东官员招诱辽地百姓南下，却是主动授人以柄。

而同军侵入河东路后，各地养不熟的归来人纷纷反叛，更是让节节败退的宋军雪上加霜。

为改变被动形势，河东路未沦陷州府的官员尽皆采取断然措施，少数官员选择了弹性更大的驱逐离境，更多的却是无差别残杀归来人，以除后患。

所以，对徐泽来说，河东之事还远没有结束。

“对！咱们大同做事须得有头有尾，河东路要取，为流离百姓主持正义之事也必须做，还得做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