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改之前，徐泽就充分考虑到各种情况，其中就包括大户的反叛，但不论大户叛与不叛，他都没又想过直接打土豪、分田地。

若是有大户不长眼，硬要反叛，当然要毫不留情地毁灭之，并没收其家产；

但若是大户们很苟，始终不反叛，同舟社就打上门去明着抢地，这样做与匪寇何异？

土豪之所以“豪”，可不是因为有钱了才“豪”，大多数情况下，是“豪”了才有钱。

又“豪”又有钱的土豪又不是自己种的庄稼，你想割就任你随便割？

相比起赵宋，同舟社的社会组织确实更加深入基层，但再深入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同舟社的各级官吏和共建会骨干都是活生生的人，没有谁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都有各自割舍不断的社会关系。

他们有的和本地豪强沾亲带故，有的本身就是豪强子弟，即便没什么根基的底层，也幻想着做豪强。

靠这些人，打土豪，做梦呢！

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简单的裹挟百姓分浮财，而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技术活。

它不仅需要严密的组织保证，还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撑（简单的说，就是分你的地也要分得“合情合理”，分得你无话可说）。

很明显，现阶段的同舟社还没能掌握这门高深技术的精髓，盲目操作的话，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

所以，即便造反是改天换地，是利益再分配，是随时都可以掀桌子翻脸的夺权行动，但光破坏一个旧世界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建设一个新世界。

想要成功打下江山并牢牢守住，就不能一味使用暴烈手段。

要始终紧盯主要矛盾，合理运用多种手段，而不能因为造反就放任暴烈，更不能为了暴烈而暴烈。

治下私田快速兼并之势必须抑制，隐田偷税的现象也必须严厉打击，但此事不能急躁，急躁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问题更复杂。

税法改革只是手段，最终目标是“人心”，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土地改革，税改只是土地改革的配套手段。

要完成土地改革，最首要的问题，是官府手中要有地，要有大量可供分配的耕地。

先把赵宋朝廷名下的官田拿到手中，以盘活当前局面，再通过税收杠杆不断逼迫大户放血，就能促使土地兼并的持续逆向流动。

这种方法，要远比直接进行高风险、难掌控、强对抗的打土豪行动稳妥得多。

不过，显而易见，有胆量又有能力勾结官吏做手脚，将官田转为私田的，绝不可能是普通民户，所以，这项政策最终还是要落到一些豪强地主的头上。

但转了一圈后，性质已经不一样了。

打土豪是以强硬手段剥夺豪强“数代辛苦经营积累”的“合法财产”，没有阶级论支撑，此种行为就是标准的以强权夺私产的贼寇行为。

豪强们只要不采取过激手段对抗，就能合情合理又合法地硬顶软抗。

而清理官田则是手握大义，变“私”为“公”，变非法为合法。

即便是在赵宋治下，侵占官田也是能治罪的，只是赵宋吏治腐败，各种食利阶层盘根错节，治理太难而已。

赵宋解决不了的问题，同舟社来解决，这就是历史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