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想起一事，交代道：“这篇文章投出去轰动太大，不能署你我之名，《大同说》确立了国家必须以德取胜的立国根基，就署名为‘德立’吧！”

宗泽得到徐泽的鼓舞，重又干劲十足地回去改稿子了。

徐泽没有忽悠他，《大同说》刊印给读书人看，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既钓认同同舟社理念的人才，也钓不自量力的小丑。

待漏洞版的《大同说》刊印并通过秘密渠道发送出去后，徐泽还会安排外曹跟踪收集那些嗓门最响亮、辩得越起劲的大儒文章。

等同舟社建立稳固的政权后，再用这些文章打他们自己的脸！

不过，徐泽虽然给宗泽郑重其事的交代此事，但他并不打算靠一篇描述美好愿景的《大同说》就能赢得天下。

立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赵宋内部虽然混乱，但在恩养士大夫上，真的是超越了历朝。

天下的读书人聪明着呢，别看他们满嘴仁义道德，最终还是要看实际利益。

你同舟社治理下的天下再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同舟社的新朝廷不仅不给他们好出路，不给他们不做实事就能优哉游哉享受的好位子，还要降低读书人的地位，别人凭什么支持你？！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打天下最终还是得靠枪杆子说话。

徐泽虽然一直在做争取“民心”的工作，却从没有想过真就争取到此时的“民心”。

说实话，真要是这些“代表民心”的士子现在就争相来投，他还不愿意收呢。

以同舟社的体制和当前体量，贸然招揽旧人才，确实可以让局面一时红火，最终却会毁掉自己的根基。

费劲巴拉地弄一群面和心离的人才给自己添乱，还不如老老实实苦练内功。

徐泽之所以现在就要放出《大同记》，当然是为了搅混水。

既搅浑大宋的水，也搅浑自己治下的水。

大宋从庆历新政开始，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内部已经够混乱到赵佶开党禁求安定的程度。

但人心是禁不住的，“元祐党人”（并非真正的一党，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虽不在朝堂，却仍有极强的影响力，以至于赵佶始终不敢彻底放开党禁。

在这种混乱的时局下，再多一个以“天下大同”为终极目标的思想传播，也就是让水更浑点而已，总比等同舟社打下大宋后再统一思想要好。

对同舟社而言，也很有实际意义。

当初拿下京东东路六州的动作太快，很多世家大族不及反应就变了天。

到目前为止，同舟社（红五营）虽然没有侵夺他们的核心利益，但也没有请他们子弟出山做事的意思。

徐泽确实需要人才，而且不论出身。

只要真能做事的人才，他也不会因为对方出身大族就故意不用。

但这些人才指望徐泽去“请”他们出山是不可能的，同舟社的制度摆在这里，真想做事的，自己上门来应聘。

这些人目前还在观望，还在衡量同舟社是否真有并吞天下的底蕴，但也有人开始行动了，越建越大的书院便是明证。

趁着同舟社现在的控制区域还小，内部投机分子不多的时机，让这些人在浑水中的人自己跳出来，总要好过让他们混进革命队伍后再刮骨疗毒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