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对保州坚不可摧的信心，

才能让徐泽可以放心布局，以此地为饵，吸引高丽大军北上。

作为“后方”的东南路，

有混乱的辽阳府作反衬，已经变成了辽东亡人竞相来投的“世外桃源”。

官府对生存环境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与百姓自然发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同舟社深入社会最底层的组织强力推进下，

过去一年里，东南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水利工程建设、新开垦农田、道路交通网络等基础建设跨越式发展，

甚至超越了之前百余年时间，本地居民反复进与退的自然发展总和。

但更关键的，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彻底改造，

相对于早就开发成熟的大宋，

辽东这块“蛮荒之地”，在生产开发显然要吃力很多。

有弊就有利，

这片基本被各类“学派”和“思想”遗忘的土地，更适宜于同舟社这种根治底层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

蒲离卜、普察奴、韩观、萧引古等，被徐泽留下继续任用的辽国官员，

其实只是同舟社政令的执行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实际上，他们所有的决定，

都必须依靠同舟社的基层组织，才能落到实处。

这几人也一直在主动接受，积极学习同舟社的管理理念和先进方法。

当然，这和几人的觉悟高低没有多少关系，纯粹是幸存者偏差。

不仅是同舟社社首徐泽的有意识选择，

同舟社作为一个发展了几年的严密组织，已经开始具备自我意识，

尽管此时还很弱小，但在辽东这片人文荒漠，

它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自主选择需要的人才。

而对于几百年以来，一直挣扎于温饱线以下的绝大部分辽东百姓来说，

能看到希望的“吃饱穿暖”诱惑，和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

比什么“学派”“思想”“种族”和“皇帝”都要靠谱。

哪怕现在同舟社突然退出东南路，辽军渡海而来，或是金军南下，

本地百姓也会用手中的刀枪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打破种族隔阂，深入村社的互助组和保甲组织，给他们提供了这个能力。

这就是徐泽能够放心离开的底气所在。

而作为“大后方”的登州，

在朝廷的“乱政”和新任知州宗泽的放任下，

官场和驻军正在被同舟社迅速吞噬。

朝廷紧急调拨过来，加强第一将实力的军械甲胄，

也被换了旗号的同舟社登州第四将直接接收。

唯一可能出现变局的地方——大宋朝廷，这段时日，却是一派盛世气象。

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高丽使臣李资谅，

在《大宋睿谋殿御宴应制》诗中，都知道赞颂“黄河再报千年瑞”，

其余各国和大宋的各路神仙，又怎么可能反应迟钝？

高丽遣使来朝后，

占城、大食、真腊、大理、夏国、于阗等国相继进贡，

西南茂州夷郅永寿也内附大宋。

天子一高兴，便下诏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册封大理国主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

道君教主皇帝还亲自参与上清宝宫道教法会，

此次法会，与会道士二千多人，

会上，通真先生林灵素讲解道经，

随后，皇帝下诏林灵素告示帝君降临事，改全国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

情报处搜集的这些情报，显示大宋天子赵佶一切活动都很“正常”。

再次验证了朝廷确实不清楚同舟社的真正实力，也没有半点备战的意思。

而此时，

高丽人的大军主力进入保州，身弥岛水师开始北上，

意图封锁鸭绿江入海口的消息，也送到了徐泽手中。

万事俱备，同舟社主力出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徐泽才决定挥师东进，在这个中华东北大棋盘中，落下一子。

一战降伏高丽，就在此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