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府就是曾经的齐州。

七月，天子下诏，以震武城为震武军。

八月，又改晋州为平阳府，改寿州为寿春府、改齐州为济南府。

其实，这些年，皇帝一直在频繁地更改地名和朝廷官职名称。

六月初四，朝廷颁布中书官制条例。

七月，赵佶又改“走马承受公事”官职为“廉访使者”。

据东京城朱贵传回的消息，天子应该是看到越来越乱的天下局势，想起了早些年孟翊的所献卦象（第一卷《天命》一章）。

孟翊曾言“本朝火德，应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官名，一变世事，以厌当之，不然，期将近，不可忽”。

天子虽然将“妖言惑众”的孟翊编管定州至死，私下里，却在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预言警告。

青州、密州的匪患也非常严重。

徐泽大婚后，命王进、朱武派人前往两地，也有协助武松、牛皋二人平定匪乱，稳定地方的考虑。

两淮地区比起京东，山地相对较少，水运发达，朝廷调集大军更容易。

山贼这个职业很难做大，更难规模化。

走途无路的两淮百姓，大多顺着运河逃往其他地域。

其中，小部分人选择到达之罘湾，还有小部分人远赴海东郡。

随着各项超级工程和各种神殿、宫、观建设的不断上马，大宋对名贵花石草木的需求越来越大，江南的花石纲之役也愈演愈烈。

纯朴的江南百姓除了出海寻找物质上的出路外，

更多的，或者还能勉强支撑，或者已经麻木，对出海心存畏惧，

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虚无缥缈的精神寄托。

据潜入明教分堂的王英汇报，明教在这段时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明教不比松散的官府，高层警惕性极强，组织非常严密，对核心弟子的考验极为严格。

自从三年前，出了明州知州上书朝廷，请求取缔明教组织一事后。

明教的活动就更加隐秘，新入教的弟子考察期进一步延长。

王英一直没得到明教高层的信任，掌握的信息很少，只能根据其活动频率和内容，推测出一些皮毛而已。

大宋皇帝似乎也意识到地方上的种种不妙，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四月十四，赵佶下诏“天宁节等节及壬戌日，杖刑以下罪允许赎罪”。

四月二十三日，天子又明确拒绝监司、守臣进献的各类稀奇物品。

五月初四，废除锡钱。

六月初八，讯察天下冤假错案。

七月，因征收修明堂所用巨木，引发沅州土豪黄安俊为首的民变终于被平定。

赵佶立即下诏，将已经放过一马，逍遥了大半年的宴州夷贼卜漏，与定边军李吪、沅州黄安俊，一并处以死刑，诏函首于甲库。

随后，曲赦黄安俊祸乱的湖北（并非后世意义的湖北省）。

软硬兼施，震慑人心，挽救民意，以期解除各地接连冒出的匪患。

八月初一，诏令告诫北边帅臣不要滋生事端。

如此密集的“善政””“仁政”“明政”，却没有让徐泽产生赵佶悬崖勒马，开始重视民生的错觉。

因为，在一堆信息中，还夹杂着几条不同寻常的消息。

先是，次相何执中突然致仕，将首相蔡太师置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待诚惶诚恐的蔡京闭府不出，深刻反省后，

天子一边下诏，许蔡太师三日一造朝，正公相位，通治三省事。

一边又以郑居中为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刘正夫为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

以保大军节度使邓洵武为知枢密院事，

以侯蒙为中书侍郎，薛昂为尚书左丞。

其后，皇帝又在诣建隆观后，“顺便”幸蔡京府邸。

一顿搓揉，让蔡太师再次欲仙欲死，老老实实为官家鞠躬尽瘁。

连番操作，展现了赵佶越发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

另一件，则是八月份，天子下诏全国监司、郡守搜求寻访隐逸之士。

即使是离奇神异隐居不出者，也要将其名字全部报于朝廷。

随后，天子诣玉清和阳宫。

敬献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徽号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