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一贯一劝再劝，让高务实立刻意识到其实沈一贯未必是真心希望王家屏留任，他只是不愿意在此时看到王家屏卸任。
王家屏若是卸任，按例而言，首辅就应该由梁梦龙接任，但梁梦龙与王家屏之前已经达成过君子之约，大抵就是王家屏退，梁梦龙也会一并退。
换句话说，王家屏一旦致仕，继任首辅的人就成了高务实……那对心学派而言可就真是晴天霹雳，好似日暮途穷一般了。
高务实对沈一贯的印象很不好，无论是前世从史书中得来的观感，还是这一世的亲身体会，他都觉得沈一贯这厮是个祸害。如果能让沈一贯不爽，高务实是很爽的。
沈一贯的家庭原本在他幼时并不显赫，如果要按阶级分层，应该算是小地主家庭。不过家庭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他到底有个好叔叔在他出生那会儿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诗人沈明臣。
原历史上的沈一贯也是做过首辅的，但不同于其他的首辅们，沈一贯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过得波澜不惊……其实也就是没有太多值得大书特书之处。
直到隆庆二年，已经三十七岁的沈一贯才在会试中勉强取得了三甲一百多名的成绩。
这个成绩，虽然能傲视绝大部分读书人，毕竟在明朝中进士绝非易事，但如果和其他首辅比起来就显得有点尴尬了。因为，在原历史中的明朝六十七位内阁首辅中，他是唯一一个只拿到三甲成绩的首辅。
成为进士后，沈一贯依例进入翰林院开始排大队和熬资历，苦哈哈的等待被起用。在此六年的时间里，他基本上处于一种闭关修炼的状态，没找靠山，没拉关系，没上奏折。眼见徐阶、李春芳、高拱这些个首辅走马灯似的更换，直到张居正成功上位。
当然，这一世高拱一直干到万历六年，而张居正万历初年就被高务实给弄下台了。
原历史上的沈一贯最终如何从翰林院脱颖而出？这一世的他又是如何能在申时行、王锡爵下台之后与赵志皋顶了他们俩的缺？
先说前者，很有些历史幽默，原历史上的沈一贯出人头地，其实是靠着骂张居正，然后获得张四维的奖励才冒头的。
事情要从万历二年说起，那一年时，离沈一贯高中已经两科，他运气不错，成为了当年会试的同考官，这算是他的第一个具体差事。
本来，这份工作他还是能完成得游刃有余并且波澜不惊的，只是因为这次考试中有张居正的儿子参加，于是变得与众不同了。
身边的同僚担心沈一贯不知内情，还特意偷偷地告诉了他。结果此时的沈一贯还是有所坚持的，于是竟然佯装不知，表现出了足够的公正和严厉，丝毫没有为首辅的公子开绿灯。
这里就得说说学派问题，理论上来说，张居正也是实学派的人，而沈一贯作为心学大本营之一的浙江士人，在他还没有深受官场影响之时，对张居正不以为然也不足为奇。
当然，即便沈一贯不配合，以当时张居正的权势和地位，为儿子搞到进士的录取通知书完全是易如反掌，有没有沈一贯毫无影响！
事后，自知得罪了张居正，沈一贯也不去辩解，更没有去攀附，反而有些负气，决心辞官回乡。谁知，他正打算上疏请辞之时，竟意外的接到了升职的通知，虽然依旧只是一个闲职，但毕竟在品级上是提升了。
张居正当时没动沈一贯，或许是因为太忙，也或许是认为这种小鱼小虾并不值得他大动干戈，但无论怎么说吧，没动他就是没动他。
时间来到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过世。依照大明祖制，张元辅必须辞官归乡为父守孝三年。客观的讲，如果以当时张居正的权势地位来看，他在三年后复出重新担任首辅也是手拿把攥的事，没有太大难度。
但是，许多的改革举措都是刚刚起步，而且已经遭到了顽固派的抵制。如果有张居正亲自压阵，那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波折，但如果张居正离开内阁三年的话，他的那些改革就极有可能会中途夭折。
有鉴于此，张居正并不愿意离开内阁归乡守制。在这件事上，即便高务实重新审视历史，也不认为张居正单纯就是恋权，他不肯丁忧，应该于公于私的因素都有。
在此背景下，张居正只好事先征得李太后和朱翊钧的同意，违心上演了一出自导自演的“夺情大戏”，共分七步：
其一，张居正主动上疏请辞，要求为父丁忧；其二、李幼孜等人上疏，提请朱翊钧为张元辅夺情；其三、朱翊钧下旨夺情，拒绝张元辅辞官；其四、张元辅婉拒夺情要求，坚持要为父守孝；其五、太后降下懿旨，再次要求张元辅夺情；其六、张元辅勉强同意夺情，但须请假操办丧事；其七、料理完丧事，张居正返回内阁继续上班。
而就在张居正上演夺情大戏期间，沈一贯却不识时务的不断发表关于忠和孝的言论，借机暗讽张居正“既然不孝，必然不忠”。
对此，《明史·沈一贯传》是这么说的：“进讲高宗谅阴，拱手曰：‘托孤寄命，必忠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总已以听。苟非其人，不若躬亲听览之为孝也。’张居正以为刺己，颇憾一贯。”
这一次，张居正怒了。他不仅记下了沈一贯的这次罪过，连同之前科考中的不愉快也一并翻了出来，索性来了个新账旧账一起算。于是乎，沈一贯被从长期闲置了。
万历十年，张居正在首辅任上过世。长期潜伏在张居正身边，被张居正以为是自己左膀右臂却实则心向高拱的次辅张四维于是接任了首辅一职。
自此开始，在张四维为高拱“复仇”和朱翊钧的仇恨下，满朝文武都开始对张居正反攻倒算，基本上是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
一时间，张居正被人骂得体无完肤，形同狗屎，而他的所有改革举措也通通被废止，甚至就连本人的尸体也差点儿被挖出来鞭尸泄愤。
此次，仍在翰林院中熬资历的沈一贯自然是骂得最欢的那个人。由此开始，他立即成为了最旗帜鲜明的倒张派，带头对张居正进行撕咬，甚至是污蔑和构陷。
此举无疑使他赢得了皇帝朱翊钧和首辅张四维的青睐，很快便崭露头角。而伴随着沈一贯的日益崛起，以他为核心的浙党集团也逐渐形成，而且还不断的水涨船高。
所谓浙党，其实是在原历史中明末的文官体系中最早形成的一个党派，或者更准确地讲应该是利益团体和政治派系——这有别于心学派、实学派的性质，因而后两者有更明显的学派性质。
浙党则不同，他们单纯是为了共同的政治追求，或者说是经济利益而形成，内部推举沈一贯作为蒙上箝下的总负责人。
万历十二年，伴随着持续抨击已经无法还嘴的张居正，沈一贯的美好时光开始了。他先是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同时兼任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开始有机会为朱翊钧教习学业，也有机会笼络更多人团结在他左右。
在此期间，随着“国本之争”的日益兴起，沈一贯敏锐地发现这将会是一次双方都没有退路的死战。于是，深谙权术和制衡之道的沈一贯以回家省亲为由请假了，之后则长期以病为由，闲居家中不出，避免过早陷入争斗，同时积极养望，积攒名声。
果然，就在沈一贯窝在家中暗中观察之际，大明朝廷上演了最热闹的桥段，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这些个首辅们前赴后继，一个个都栽在了这件事上。而沈一贯却露出了阴险的笑容——根本抑制不住的那种。
为了替自己提前预热，沈一贯遥控浙党成员在朝中造势，上疏奏请朱翊钧起用自己。万历二十二年，朱翊钧任命沈一贯为南京礼部尚书，继续协理詹事府。但是，沈一贯却以身体患病为由婉言谢绝赴任。
其实，沈一贯对于礼部尚书的职位已经很满意了，只是前面加上“南京”二字就令这个尚书的含金量大打折扣——我说生病那是装病养望，你还真让我在南京养老啊？因此，沈一贯选择继续蛰居，他认为目前的局势下，朝廷必然还会再次起用自己。
事实证明，沈一贯的确是一位老谋深算的狐狸。难怪他能以三甲进士的身份去统领人才济济的浙党，难怪他能“身在局外，心在局中”，原来靠得就是这份老辣、这种对时局的判断力和对大局的掌控力。
次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三年，内阁的缺编已经非常严重，只有赵志皋一人在任，既是首辅又是阁臣，于是万历下旨由朝臣们廷议推举入阁的人选。
在浙党成员的卖力吆喝下，沈一贯的呼声甚高，最终与朱赓、沈鲤等人同时入围，获准参预机务出任了东阁大学士。
此时的首辅是赵志皋，这位就不必介绍了，不仅老病，性格还懦弱，几乎所有的言官和御史们都没把他太当回事。《明史·赵志皋传》评价他：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
入阁当年，沈一贯就开始为自己立威，以便为日后接替赵志皋做铺垫。他将言官袁可立当成了自己杀鸡儆猴的工具——这是因为袁可立和沈鲤关系匪浅，而沈鲤又与自己矛盾甚大，所以沈一贯借故将袁可立廷杖并革职为民。
这件事是有记载的，《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记载中说：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
随着国本之争的持续发酵，排在沈一贯之前的许多阁臣们能逃跑的纷纷逃跑，逃跑不了的也在家养病。
首辅赵志皋递交近百份辞呈皆被朱翊钧拒绝，终于累倒在家不起。期间，沈一贯开始逐渐掌握了内阁的大权，在赵志皋病逝后，他终于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十二位内阁首辅。而此时，坚持与文官集团搞非暴力不合作的朱翊钧已经彻底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不上朝不露面。
成为首辅后，沈一贯总结了之前首辅们的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比如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等人，估计都被他回顾了一遍又一遍。
沈一贯认为，首辅的权力再大，说到底也还是皇帝授予的。如果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势，就必须顺承皇帝的心意，避免成为第二个张居正。而且，由于今上极难对付，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伺候好他。
当然了，在伺候好朱翊钧的基础上，还要避免自己成为所有朝臣们的靶子，成为众矢之的。因此，还要时刻注意在朝臣中树立自己的威严，不能任谁都来踩和自己，避免成为第二个赵志皋。
筹划好以后，沈元辅开始工作了。当然了，他和前任们一样，面临的最大麻烦依然还是“国本之争”。
朱翊钧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熬倒了好几位首辅，而且已经僵持了十几年，所以他不可能在沈一贯面前妥协。可是，皇长子朱常洛都已经年满十八岁了，此时仍然没有定论，所有人包括朱翊钧自己都很清楚，如果此事再这么长期悬而不决，必定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导火索。
结果沈一贯就捡了个大便宜。当新上任的首辅沈一贯试探性地上疏提及此事时，皇帝竟然当即照准了，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皇五子朱常浩为瑞王，皇六子朱常润为惠王，皇七子朱常瀛为桂王。
虽然是意外惊喜，但沈一贯何等鸡贼，他担心朱翊钧日后反悔，当即就拟旨并被御笔签发准备明日公布。沈元辅很兴奋，因为之前那么多的首辅们都没搞定的事儿，他一出手就轻易摆平了。
可是意外仍然发生了。当郑皇贵妃闻讯后，立即找到朱翊钧，不依不饶，坚持要册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至少不能册封朱常洛。
朱翊钧无奈，连夜召沈一贯入宫，要他交回圣旨，而册立太子之事则改日再议。沈一贯一听，那哪儿成啊？于是谎称已经将圣旨内容透露给了朝中众臣，大家此刻已经开始弹冠相庆高呼陛下圣明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朱翊钧终于没辙，毕竟“君无戏言”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他也终归还是要脸的，于是只得同意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至此，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而此时，由于明朝的强势介入，与日军在朝鲜半岛已经陷入了僵持。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沈一贯作为首辅积极主战，向朱翊钧上呈《论倭贡市不可许疏》，其中主张停止边贸、封锁海运，采用更为强硬的方式逼迫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军。
沈一贯的此议一出，整个浙党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四处造势，朝中瞬间就被主战派们占据了上风。受此影响，朱翊钧最终下定决心对日强硬到底，开启了国家战争模式。而沈一贯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忠君爱国的美誉。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很多人却相信他绝非出于公心，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自己“浙党”一系的大本营浙江免受日本倭寇的长期袭扰。
而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伴随着大明持续在朝鲜半岛大规模用兵，相当程度上纵容了后金在东北地区的崛起。这样，为日后满清崛起并且入关取代明朝而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不过高务实倒不认为这一点应该由沈一贯负责——换了当时其他有机会做首辅的人在那个位置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真要改变，那还得是从大明内部治本，就如他高务实在这一世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