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巍虽然也不知道皇帝为何突然搞出这一手来，但身为天官，他还是很快猜测到皇帝可能是想用京察来分散百官的注意力，把“正国本”一事继续往后拖延。

不过，不管皇帝的目的是什么，如今丁亥京察启动，吏部都是首当其冲。如何拿准这次京察的大方向，他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大方向这种事，去问许国只是做样子，问高务实才靠得住。毕竟京察这种事一不小心就可能闹大，闹大之后想要没事，很多时候都得靠着“众议汹汹”，而实学派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跟着高务实的。

但高务实给他答复的口信很简单：“此考功司之责，天官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

杨巍快到中午时分才收到这句口信，听完之后就放了心，马上从内阁回部，下令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员外郎及二主事一共四人全权负责此事。

高务实不是胡说八道，这个做法本身也是没有问题的。考功司作为吏部直接负责京察的部门，“掌官吏考课、勤涉之事，以赞尚书”，其职责在于对官吏“考其功过、别其善最，奏请黜陟”，在京察中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明人对于考功司的作用向来十分重视，比如陈有年在为考功司撰写题名记时，—度将其地位推崇到“天下得之则明，失之则幽；得之则理，失之则乱”的高度。

原历史上王锡爵在论及万历二十一年京察之时就曾说：“今年考察，系郎中赵南星专管”，此次京察因与“台省有异”而导致议论纷纭，然“本部堂上官，则以事在该司，不代为之认罪，亦或其体统当而不可深罪也”。

时任吏部尚书的陈有年在评价万历二十一年南京考功司郎中钱士完在京察中的表现时亦说：“当事难，当任怨之事尤难。诸臣所见，士完任怨矣”。

吏部尚书认为京察由考功司具体负其责，故造成不良之后果应由考功司官员来承担；内阁辅臣亦认为这种做法“体统当”；都察院长官也认为考功司实当任怨之事。

可见考功司在京察中的作用之大，责任之巨，以至于朝廷上下都认为考功司是京察的“主管单位”。

这种局面也不是只有万历朝才有，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时，薛应旅“为南京考功司郎中，主京察。大学士严嵩尝为给事中王晔所劾，嘱尚宝丞诸杰贻书应旅，令點晔”。

连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想黜退有私怨之人，尚需嘱托考功郎来办，考功司郎中在京察中地位之重可见一斑。

具体来说，“考功郎中每内外二计之年，其起用也，必限先一年春夏到任，馎咨公论，徐折众靖，不得她担，临期草草了事。内外察毕，功司掌印官仍宜宿部数日，查册内有议未处官，或系司府辩明，或系舆情共惜，一一手注明白，用印钤盖，亲付选司，不得溷行劣处。此举必在二月初五六日以前印官注完，呈堂简阅。”

从这些规定和说明也可以看出，考功郎中通常需要为京察进行几乎一年的提前准备；而且即使是京察之后，考功司郎中还承担着做好京察后续工作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高务实让杨巍根据考功司的初评结果“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从道理上和习惯上来说，都是毫无问题的。

但杨巍把这事吩咐下去之后，却丝毫没有觉得轻松，他总觉得自己似乎忽视了什么事情。

好一会儿，已经七十二岁高龄、被皇帝强行多留任了两年的杨天官才忽然一惊：糟糕！考功司现在没有郎中啊！

确切的说，考功司不是没有郎中，而是时任考功司郎中半个月前得了急病，这段时间一直留在家中养病，据说连床都下不了。

现在的吏部考功清吏司缺了主官，是由次官考功员外郎负责的！

考功员外郎是谁？顾宪成。

杨巍想到这里，又把满心惊惶丢去了九霄云外，暗忖道：好啊好啊，高求真这小子当真是好心机啊……他这一次怕不是想借刀杀人？

顾宪成，后世著名的“东林先生”，与高务实乃是同年，成绩也非常好，乃是二甲第二名。其人在士林间名声不小，不过此时官位不高，只是吏部考功清吏司员外郎而已，区区从五品小官。

官职虽小，人却有名，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他虽然不是实学派的官员，但却经常抨击心学派的政见。

这里有一点必须要说，顾宪成乃至于早期的东林党，都是自认所学乃是实学的。只不过他们其实也和心学派一样，应该归属于“道德实学”一类，与高拱一系的经世实学没有太多关系。

既然都是“道德实学”，顾宪成又偏偏不赞同心学派的虚夸作风，那么为了“正本清源”，顾宪成抨击心学派就是很正常的表现了。

此前杨巍自己都没有细细思考过一件事，但现在他不得不怀疑起来了：顾宪成出仕七年，又不是实学派出身，又动不动就抨击心学，凭什么现在还没丢官？甚至他还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吏部，安安稳稳地做到了考功司员外郎这种实权要职上？

顾宪成有什么凭恃吗？士林名声肯定靠不住，申时行真要整他，随便找个茬他就滚蛋了，士林名声可救不了他。

杨巍思来想去，发现顾宪成唯一算得上凭恃的可能只有一条：他和高务实是同年，旁人包括心学派方面都不敢确定动顾宪成会不会引起高务实的过激反应。

杨天官忽然觉得背后有点发凉：该不会连顾宪成的职务安排，都是高求真那小子提早打好的埋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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