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亲王、郡王在政治上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作为，所以便转而向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扩置庄业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的朝廷也乐于给各王府优厚的禄赐，从而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所以奏请之风渐盛，赏赐土地的数量亦逐渐加大。

在这样的形势下，早封王府利用特权以奏讨、纳献、侵占等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后封诸王便在产业上向早封王府看齐，力图于就藩前后赶上或超过早封王府。

成化年间就藩的德、崇、吉、徽诸王请乞并得到钦准的土地数额已达数千顷，各王府兼并土地的步伐大大加快。

至嘉靖朝的景恭王朱载圳(就是和裕王时期的隆庆争宠的那位)，以世宗的宠爱，利用之国之机，以奏讨手段获得四万顷土地及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

不管当时的朝臣们如何反对抵制，嘉靖都没搭理，因此景王依然开了通过奏请大规模获得土地的先例。

眼下潞王乃是朱翊钧的唯一同母弟，朝野称之为“诸藩之首”，“诸藩观瞻”，论恩宠优渥，比景恭王朱载圳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务实记得，在原历史上潞王可不是现在就藩的，他在万历十七年时才正式就藩，同时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援景王之先例，奏请景王遗业。

朱翊钧对于潞王的奏请向来是有求必应的，这次当然也是如数准给，并令有关院、司、道、府从户部抄出原来景府庄田的数额转行各县，丈勘定界，议处应纳钱粮之数。

问题在于当初在景王之时，因奸民的混淆投献，徒张虚名，其名下产业之虚额己是甚大。时为黄陂知县的洪其道称：“先年景府奏讨，多有奸民投献，隐有民田在内。”

且从景藩国除至潞王之国，这中间已过去二十四年，原属景王的实数肯定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多。《明史》载：“已而景王之藩，病薨。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

景府的虚额原为四万顷，又于其国除后被徐阶“奏夺数万顷还之民”，说明基本上全部——或者至少是绝大部分都还给了原来的业主，或田归佃种者纳课当差。

比如黄陂县，于景王薨后“田归民间”，历史上的万历九年，通过丈量土地之后，已经“悉入版籍”。说明原景藩的土地已入国家版册，田归民间纳税当差。

因此当潞王奏讨景王遗业之时，“院、司、道、府准户部抄出景府庄田等各项数目，转行本县丈勘定界。”而该县“于摄源乡近株木岭查照部额采割租田六百零七顷”，遵照原景府收租龙票收租。

所以，潞王府庄田的拨勘工作实际上系执景府原来的虚额，按照户部档案的记载，于原有景府庄田的县份内无中生有地强行刮夺民业！此举引起了朝野的强烈抵制。

而乡民则“闻之色变”，集合绪绅会议上请府、县，请求改派或减免；府、县令则联名上请有司处理解决，在朝廷则有司反复题奏进行抵制。

万历十六年八月，户部在上疏的题覆中指出：欲把原来景府奏讨的原系民间佃种的纳粮地土“复归潞王府，恐上亏国课，下病民生。”要求将“其湖广湖地、河泊、州坑原系民产者仍还业主。”

但是，为了这个“诸藩观瞻”，朱翊钧不顾地方和部臣的反对，谕旨：“庄田准给，抚按官与丈勘立界，以便永远遵守。”并且还让“再查相应地土，不妨数外加给，副朕友爱同气至意。”

在具体的拨勘工作中，要把数十年的虚额变为实数，虽有明旨，仍非易事，困难和阻力仍然很大，不能顺利进行。

万历为此龙颜震怒，夺监、司以下官员俸禄，并波及到有关府县官吏，“如布政司左布政司王应乾、分守武昌道左参政赵钦汤等”及有关官员，均被停发俸禄。

在此压力下，被夺俸的有关大小臣工不得不“仰体皇上友爱周亲之意”，“清查备极苦心”，“在各官业已智尽力索，在地方见为竭泽而渔”的情况下，终于变景府的虚数为潞府的实数。

至万历二十一年，户部题：“潞府奏讨景府遗业，已经道、府查补派租明白，请开住俸官员俸。从之。”由此可知，拨勘工作最后使潞王和皇帝满意后，被停发工资的官员才重新开俸。

这样，从万历十六年八月潞王奏讨开始，至二十一年十月拨勘工作结束，共历时五年，潞王终于获得了四万顷土地和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

实际上，自明中期以后，投献之风愈来愈盛。早年景王之国时，投献的数量已相当惊人。

万历年间，投献之风更烈，以至在万历三十四年《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还特别提出：“小民因差役苦累，将田产投进王府以希影射。……百姓不许私卖田产予王府，除以前置买者，姑听家人看守。如仍踵前弊，百姓着有司究惩，宗室长史启王戒谕铃束。”足见投献已为朝廷严重关切的问题。

而投献主要集中的目标是享有特权的王府。时为诸藩之首的潞府，纳献当不在少数。此外，各王府夺买和侵占民产之事史不绝书，于各王庄所在地方普遍存在。

《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亦谓：“有等豪暴强宗，往往擅离封城，于各州县吞占田产，有司知而不问。”

而潞府庄田分布很广，与民田犬牙交错，奸陌相连，夺买、侵占民田之事也会经常发生。

胡仲澜在《王庄议》一疏中以黄陂县摄源乡为例说：潞府奏讨景王遗产，在该乡七十里之内刮得607顷田地，但“(潞府)佃户苦于租重，所争疆界七十里，不思七十里之内有民田数十顷亩。景府原额不过陆佰柒顷，岂得界七十里之多？在佃民多欲增田以减租，在百姓又不欲割地以重差。数年以来，此所以纷纷难定也。”

潞府的佃民尚依七十里之名争夺民产，何况潞王府呢？若无潞王府作后台，岂能因佃民争之而使有司数年不能处理解决？不过是胡仲澜只敢讲佃民，不敢讲潞府罢了。

由此可知，潞府夺买、侵占民产之事当亦不在少数。王毓铨说，“明代亲王获得庄田的途径不外这么几条：钦赐、奏讨、纳献、夺买、直接侵占。”综观潞王府庄田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也不外乎这么几条。其中以潞王奏讨，朱翊钧钦准的四万顷土地为主，其次当有一定数量的纳献和侵占。

这其中的弯弯道道如此之多，李太后一个从小就入王府侍候的女人哪里知道得那么清楚？所以高务实才说有人在背后给李太后出主意。

两人同时沉默了一会儿，戚继光终于还是忍不住了，问道：“太后背后那人，可是李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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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本书早期时便有朋友问潞王到底费了明朝多少钱，我当时表示后续会写到……嗯，这章算是基本答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