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督意欲行‘商税’乎？”李仁沉默许久之后，以不确定的语气问出自己所想。

冯宝不答，仅微一颔首。

李仁当即懂了，亦轻轻点了点头。

片刻后，李仁道：“兹事体大，老夫需三思而行。”

“无妨。”冯宝接着道：“大军所需用度甚急，作坊不日开设，且按乡里规制向朝廷缴纳‘商税’，然——此事恐与地方无关。”

李仁瞬间听懂了，急忙张口道：“大都督莫急，万事皆可相商。”

李仁是真的“急了”。

通过朝廷邸报，各地官员大多知晓“新商税”之详情，只是由于商业活动的不发达，因此无人响应。

可是“广州”有所不同，由于是海港城市，与海外各番邦一直有着贸易往来，所以商业活动远胜内地。一直以来，对各种贸易形式的税收都是以“船税”和“码头费”来收取，手段极其简单粗放，以至于此类贸易产生的利润，几乎九成以上被地方豪门给瓜分了。只因海上贸易风险巨大，地方官府明知此中漏洞甚多，也难以按照实际发生征缴税收，真要是那么干的话，激起“民变”，当属必然。因此，李仁从来没有考虑过“新商税”有实施的那一天。

但是，“卫岗乡”通过开办作坊，从而富甲一方，此事在官场上，几乎无人不知。

冶铁、酿酒等作坊，可谓日进斗金，如若按照冯宝所说，在“广州”办作坊，但“商税”从“卫岗乡”缴纳的话，地方上那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在李仁看来，如何能行？只是，冯宝以“军需物资”的名义，地方官府还真就无权干涉。

不过，冯宝话里有一个漏洞，李仁察觉到，且说了出来：“本地之作坊，以贵乡之名义向朝廷缴税，老夫从未闻有此先例，似乎于法无据。”

“李刺史有所不知，‘冶铁’、‘水泥’等作坊之最大份子所有者，为‘皇家学堂’，故陛下曾有口谕，凡在外新办作坊，需在乡里缴税，此乃朝堂上下之共识。”始终没有开口的王福来，此刻接话言道：“冯都督不过秉承陛下旨意办事，并无怠慢地方。”

“王公公所言极是。”贺兰敏之也跟着道：“学堂所入乃进‘内府’也，宫中开支大多由此支应，然朝廷那一份亦不可少，唯如此矣。”

一个是皇后的亲侄子，另一个是宫中大总管，他们的话，某种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皇帝，不管皇帝本人到底有没有过上述意思，但无法验证却是不争事实。

那么，怎样选择？或者说如何取舍？便摆在了刺史李仁面前。

这是一道真心难做的选择题！

李仁反复权衡利弊，依然难以决断。

最后还是冯宝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刺史府”出面，召集本地世家豪门大户，一起商议定夺。

李仁闻言，欣然应允。

次日，冯宝一行回转“水师大营”，独留房元昭在城中。

五日后，凡是“广州”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一齐应邀步入“刺史府衙”。

面对近百“大人物”，房元昭侃侃而谈——从作坊产生的巨大收益说起，再到各家合建作坊以共同获利，并明确告诉他们，作坊自身产出，足以覆盖各家其余家业多缴纳之税收。

可是有人却问：“即便作坊收益能够弥补，那也只是增减相抵，各家并无实得之利，此又何解？”

房元昭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们，答案在“海外”。

只要实施“新商税”，“大唐水师”将负责荡平“海上流寇”，必要时，可直接出兵番邦，以维护“大唐海客利益”。

房元昭那可是代表“水师都督府”，他所说的话，等同于“大唐水师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