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听了,正色道:“臣料缅甸之事,五年之内朝廷也只有投入的份儿,大兵久在客地,这消耗不小但——值!。若定为国策,准勋贵、民间圈地造船,五年之期足以造船千百!按宝船之规制,臣访得一船耗料加工费不过七千两银,而千船六百万两足矣。若造出千艘宝船,安南故土也可轻取——五年后不必下西洋而能运出粮米,反哺中国!”
休假四个月的张居正回京之后,简直像变了个人,让朱翊钧又惊又喜。虽然他所说的宝船千艘不足为法,但中国人也没有制造软帆战舰的经验,张居正想象不出来也不足为奇。
尽管受到见识的局限,张居正的变化也是脱胎换骨的,朱翊钧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启发了他,让他和自己进入了高度合拍的状态。
其实,朱翊钧有此想法,是对自己办报启发民智的威力有所低估。万历三年开始兴办的三份日报,在开启民智方面是核武器级别的。
朱翊钧日常的所思所想,经常有选择的说出来让身边秘书郎整理成大纲、观点,发给三家报社。报社总编根据自己的理解,收集相关材料,形成文章在报纸上鼓吹——一个现代人的思想,由三个放大器播布民间,其与穿越成平民者,从自己身边人慢慢改起,效率何止增加千百倍,更别说还有皇帝身份、言行潜移默化的加成!
由于主编的视野限制和受众的接受程度,北京报纸在宣贯新思想的时候不免束手束脚,虽然对张居正等人有潜移默化之功,但未达到质变。且张居正忙到恨不能一分钟分成两份使用,报纸更是偶尔看看,很少入脑入心,此前并未全面厘清皇帝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和治国理政的思路。
此次江陵逗留的四个月,张居正日日都能细读《南京日报》,那石破天惊的写法和离经叛道之言,给张居正来了多次思想洗礼。
逐步被冯邦宁解放的李贽,和对其言听计从的王世贞,已经把江南人心搅动的浑浊不堪,唯有大智慧者能从泥沙俱下的思潮中,理出皇帝的治国方略——而张居正,恰恰就是那种具有大智慧的人。恰因为皇帝给假在家,他有一段长时间用来沉思,考虑变法中的大明向何处去等等战略性的问题。
因此,给工作繁忙的人经常放放假,充充电,会对事业大有裨益,此乃真“福报”也——当为后世黑心老板们视为圭臬。
关于三宝太监的海图和宝船设计图,后世坊间相传,均被故兵部尚书刘大夏烧毁了——刘大夏也回不了嘴,只能背上这千古奇冤。[注1]
朱翊钧不但要复永乐时万邦来朝的盛况,而且要更进一步,带领中华民族参与并主导瓜分殖民地的大潮,对海图和宝船设计图纸高度重视。万历二年时,就派人在故纸堆里翻出了包括宝船在内的各类设计图,交付中官抄录并带到了各大官办造船厂。
这两年,朱翊钧对典籍档案的保护也提升了数个数量级。后世任何一个地级的国税部门,对电子档案和文书档案的保管、整理都是重要业务。可以这样说,财大气粗的税务局,自家档案室没有达到省一或省二标准,那税务局长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因此,朱翊钧对档案管理的高度重视超过了历任皇帝。
在原时空,待清政府修明史的时候,明朝廷的正规档案和典籍只剩下了四千余册,数以百万计的档案毁于管理不善和战危兵火。《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的《永乐大典》到后世仅剩下四百余册,且散落在世界各地,诚为文明瑰宝之浩劫。
如同张居正要绝东吁文法、典籍的想法一样,满清对明代文献之系统性的灭绝,也属于统治阶级的内生反应。朱翊钧对殖民地的文法典籍也要绝之而后快,对本民族的《永乐大典》则重视到了天际。
《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被成祖带到了北京。原稿存于南京文渊阁,正统十四年被大火焚毁。
嘉靖四十一年,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隆庆初年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