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倭国也属于是东亚文化圈，他们受到唐宋儒家的思想影响甚深，尤其是倭国的贵族阶级，他们经常的以用汉人之礼为荣。而且，他们还用唐宋时期汉字发明了本国的文字，所以，从文化根源上来说他们是东亚文化的从属。对于，同样是东亚文化圈里的朝鲜人，他们自然也就容易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朝鲜人们在他们面前自卑起来。

其二，就是因为缺人。在古代劳动力是极具匮乏的，不管是漠北的游牧民族还是中原的农耕文明，他们都是极度缺人的。即便是现在已经人数接近两亿的大明，依旧还是缺人的。

所以，为了弥补缺人带来的问题，那些人数相对较少的民族和国家，他们常常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掳掠人口充实自身。

但是，倭寇又有和草原游牧民族不一样的地方。

草原游牧民族在相互攻伐兼并的时候，他们会杀掉一些成年男子，只把妇女和孩子掳走，就是为了单纯的扩充部落人口。但是，倭寇不同，倭寇他们什么人都要，别看他们在海上作恶的时候是没有下限，穷凶极恶的。

但是，在骨子里，来自海上又资源匮乏的倭寇，却又有极强的学习精神。

被他们掳到本岛上的朝鲜人，他们不会轻易的杀害，反而是以学习的姿态，学习朝鲜人们的技能，从而充实本民族的技能。就像日本现在著名的陶瓷品牌有田烧的陶祖李参平，就是倭寇当年侵朝时掳走的陶工建立的。

可见，倭寇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

他们一边残暴不仁，毫无人性。一边又是放低姿态，努力学习。

如狼如狐，狡诈残暴，同时又彬彬有礼，不耻下问，该认怂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说叫爸爸就叫爸爸。这样的民族也难怪可以在近代史上搅动风云。

真特么是进化论上的一个奇迹啊。

朱常洛最后留着申时行和李成梁又说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蓟县的事情。

蓟县人口不算太多，但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可以说是北京的北大门都不为过。

所以，朝廷对蓟县的关注也是相当之高的。

新任的蓟县县令，从品级上来说就高于普通知县一个大身位了。

现在的蓟县县令是原来的都察院御史张诚。

这个张诚，现在在京师之中可谓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当然，他可不是那个怂恿万历皇帝收矿税的奸宦张诚，那个张诚现在还在凤阳高墙给大明太祖皇帝的老祖宗守灵呢。

这个张诚就是和王进，李德贤一起一同上疏歌颂了万历皇帝的功德，从而得到了万历皇帝中旨嘉奖的张诚。

现在，他们仨的仕途也可谓是平步青云。

原来的七品御史，现在也都变成了朝廷新贵。就以张诚来说，他现在已经是正六品的官员了。

如果按照他原来的人生轨迹，一没有贵人提携，二没有过人才能，他这辈子可能也就在七品官上打转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不仅有了贵人提携，还受到了重用。

以六品之尊担任了蓟县县令，当时谁都知道皇太子殿下无比看重蓟县，蓟县刚刚从镇改县的时候，无数有志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底层官员都在想着法子想要成为蓟县知县。

可惜到了最后，蓟县还是被张诚所得。

当时，可把那些苦求出路不得其门的官员们给羡慕坏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在担任蓟县知县，那就等于是进入到了仕途的快车道，干得好了，分分钟就能得到皇太子殿下的青睐，从此平步青云不在话下。

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张诚担任蓟县知县之后，在朝廷写给蓟县的公文之中并不称蓟县知县，而是称蓟县县令。

别看这仅仅只是一个称呼上的问题，这其中的门道可大了去了。

知县，任何小城小县的主官都是可以称知县的。

但是，县令就不同了。

县令是古称，虽然，在平时的称呼之中，很多地方的知县也会被称为县令，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明代沿袭宋制，宋制，县级长官称“知县事”，简称知县。到了元代，又被改为县尹。但是，这个称呼老朱可不认的，于是，老朱就跳了一格，沿袭宋制，标榜汉人正统。

结果好像是少抄了一个字，于是，大明基层县官们的正式称呼定为了知县。

所以，知县才是大明县官们的正是官称。

但是，到了张诚这里，就不一样了。

在朝廷的公文上偏偏就称他为县令，这里面可是有说道的。

秦汉之时，有定制：县万户以上者，为县令；万户以下者，为县长。且，在郡制未兴之前，县令直隶国君。

由此可见，县令这个称呼，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而张诚这个县令不仅是品级上高配，他更是有着其他知县不曾有的权利，比如，他能够直接跳过通政司上疏皇太子。

这一条就算是很多侍郎级官员，他们都不一定有这样的待遇的。

可想而知，张诚现在是多么的风光无限，令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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