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杂役总归要有人来服、朝廷的税赋更是一文钱也不能少，地方官就只好咬牙把这些权贵的份额摊派下去，把本应由权贵承担的杂役大头摊到了普通百姓头上。

比如押解粮食进京，这种本应由士绅大户承担的杂役被摊派到了普通富农的头上，被分配到这项杂役的百姓十之八九会惨遭破产，为了躲避严苛的杂役，百姓必须将土地投献给有功名的士绅。

这几乎成为了比“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毕竟这是个讲宗亲、邻里的古代，地主们不可能直接派人打杀了自耕农抢夺田地，那是藩王们才干的事，士绅老爷们还是要讲究一个体面。

他们必须等待一场灾难，一场把自耕农们逼得不得不把自己卖身给士绅老爷们的灾难。

而杂役就起到了这样一个效果，它极大地加速了自耕农和富农的破产速度，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将土地投献到有功名的士绅老爷名下，朝廷掌握的纳税服役人口也因此稳步降低。

如果这都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那就让我们换个说法：经过百余年的安定繁荣和休养生息，掌握在朝廷手中的户口数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还不如刚刚经历了元末战乱的洪武年间！

这本来是朱翊钧准备留到自己羽翼丰满、大势已成之时再进行的大工程，不过既然姜正轩提出来了、时机又这么恰到好处，那就干吧！趁着张居正这位国宝级的首辅还年富力强，尽可能把大明的顽疾给解决掉一部分。

历史上有一位叫“徐民式”的官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士绅们的反抗极为剧烈，轻则“义民”暴动袭杀官差，重则勾结倭寇、盗匪、乃至白莲教徒掀起暴乱，江南地区的改革根本无法推行下去。

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万历皇帝起过改革的心思，但所有人都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因为江南该收的税还是能收上来，需要的劳役总还是能凑齐，这个问题还没严重到不得不出重拳的地步。

所以朱翊钧要让问题在可控的范围内急速恶化，大明正在一片繁荣中悄然走上下坡路，朱翊钧要做的就是猛踩一脚油门，让所有人都不能再装聋作哑，趁大明这辆车还能抢救的时候尽力做点什么。

根据朱翊钧和张居正之前对江浙的成功经验，他们首先要让这个问题瞬间恶化、恶化到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要请朝廷出重拳的程度，但又要保证这种恶化不会超出自己的掌控。

然后就是明面上解决问题、实则包藏私货，当江浙的盗匪和民乱平息下来时，数万京营和国子监的学生们早已根植于江浙，朝廷已然把触手伸到了士绅们的自留地中。

士绅们这时候再想闹事，就要面临京营的暴力镇压、他们原本的作用也有大批国子监学生随时顶替上去，倒要看看这帮士绅的骨头有没有朝廷的钢刀硬！

启元朝的大明很糟糕、但又没那么糟糕，只要朝廷有足够的决心、它还是能在直隶和江南地区强制推行任何朝廷希望的政策，只要做好应对长期、大规模叛乱的准备就好，就当练兵了。

在这件事情上、朱翊钧仍旧需要张居正这位强力的首辅协助，只是朱翊钧这次不能再为张居正站台了，为了能让“君臣不和”的戏码演得更真实，他很可能还要站在张居正的对立面。

至于这场“君臣不和”的戏码，那就要用来解决启元朝另一个致命的政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