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　　武帝罪己诏，除了使得当时蠢蠢欲动，随时可能陷入乱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意义。

首先，便是‘天子罪己’，即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举动，彻底撕碎了‘天子因贤明而得立’的遮羞布，从而间接宣告了‘任人以贤’为准则的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华夏封建政权的传承，开始由内而外、全方面无死角的完全以世袭为准则。

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尧舜之时，大家是真的禅让，所以犯错没关系，认错也没关系，大不了把地位禅让出去就是了，反正早晚都要禅让。

而在尧舜之后，一直到汉武帝罪己诏之前，大家都是从‘真的禅让’，一点点朝着‘只世袭，不禅让’的方向挪动，经过数千年的循序渐进，最终在武帝罪己诏之后，正式抵达‘只世袭，不禅让’的彼岸。

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也有几个极具标志性以及时代意义的典故，为这个转变过程猛踩了几脚油门。

——成王幼，周公姬旦摄政，得天下共举，仍还政与成王；

——康王幼，召公姬奭助政，依旧不曾有丝毫邪念，敦敦教诲康王成人，而后还政。

有了这两件‘明明可以通过禅让得到皇位，却选择维护世袭而放弃皇位’的圣人典故，禅让制度才彻底沦为表面功夫。

从另外几件事，我们也能看出：即便是在武帝罪己诏之后，‘禅让’制度，也依旧发挥了一段时间的历史惯性。

如西汉末年，王莽便是通过‘禅让’，得以在刘汉的基础上成立新朝；只不过最终，被中兴汉室的刘秀推翻。

又比如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魏王曹操薨故之后，其子曹丕也同样是通过‘禅让’的方式，从汉献帝刘协手中接过了皇位；只不过最终，被司马家摘了桃子，魏亡而晋兴。

从这两例‘通过禅让得位，最终又都失去皇位’的事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武帝罪己诏之后，禅让制度虽然还依靠巨大的历史惯性发挥着影响力，但早就失去了实际施行的基础，也早已不被普世价值所认可。

最后，就是这位读者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既然皇帝不能认错，那武帝发罪己诏，岂不应该威仪大损吗？

可实际上，武帝颁罪己诏，不是受人赞扬的事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武帝罪己诏，之所以没有‘威仪大损’，几乎可以完全解释为‘乃族之荫’。

诚然，作为青史留名的‘武皇帝’，世宗刘彻的武功，堪称是青史罕有。

但作为客观的历史研究者，或者说是爱好者，我不得不承认的是：相较于武功，武帝刘彻的文治，几乎可以用‘不肖父祖’来形容。

在刘彻之前的文帝、景帝时期，天下轻徭薄税，生民安乐，汉室的税率更是从高祖刘邦时的十五税一，一度被降到了三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三十税一，就是百分之三点三，比现代储蓄利息还低一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在刘彻继位之后，短短二十年间，经过整个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府库，便被武帝刘彻败了个一干二净。

这些钱，莫非都用在了对匈奴的征讨之上？

从史料来看，显然不是。

——文景之治近七十年积攒下来，用于汉匈决战的老本，被武帝刘彻尽数用在了大兴土木、兴建宫阙，以及封禅、巡游、享乐之上。

而与匈奴决战的军费，则都以苛捐杂税的形式，全部压在了天下百姓的头上。

也正是因此，在卫、霍两位天之骄子相继离世之后，原本对北讨匈奴持有较高支持度的天下百姓，逐渐从‘闻战则喜’，转变成了‘闻战则恼’的态度，最终，为了继续维持对外征讨，武帝刘彻在得不到充足兵源的情况下，甚至不得已推出了‘武功勋’这样的补丁制度。

而武帝刘彻这么折腾大半辈子之后，之所以依旧成为了汉世宗孝武皇帝，而不是汉炀帝，主要就是以下两点原因。

一、相较于屡战屡败的杨广，武帝刘彻对匈奴的征讨，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二、刘彻的祖父，是刘恒。

甚至比起前一点，后面这一点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

或许有读者不清楚：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其在位时期的威望、民望，可以说是远超高祖刘邦，直逼神话中的三皇五帝的。

乃至于到了西汉末年，起义军打入长安，都没敢对这位‘在世圣人’的陵寝有丝毫不恭。

所以，武帝刘彻的罪己诏，之所以没有引发太过剧烈的政治动荡，一来，是天下人的心中，多少念着武帝刘彻北伐匈奴，让天下汉人直起了脊梁骨，也曾用缴获的牛羊，让天下汉人过上了一段大口吃肉的美好日子。

再有，便是大家再不满，也终是在心里无奈的摇了摇头：毕竟是太宗文皇帝的孙儿，看在太宗皇帝过去的好，就算了吧。

毕竟人家天子之身，还甩下脸道歉了，还能怎么办呢？

好歹是太宗皇帝的血脉，再坏，又能坏到哪儿去呢？

与武帝刘彻所在的时代背景所不同：文中，刘邦作为开国皇帝，天然肩负着‘为社稷立本’‘为后世之君树立榜样’‘为刘汉法统无限加持光环’的使命。

甚至在得到天下之后，刘邦还曾通过‘赤帝子’的传说，通过神话自己的方式，来加固刘汉的法统。

在开国皇帝的身份、由神话加持的法统，以及乱世方止，甚至还没完全结束的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之下，赤帝之子，是绝对不会‘犯错’，也绝对不能认错的。

今日两更，这张不算，大家稍安勿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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