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丘有田地将近十万亩（相当于现代），照理来说，官府应该每年有三千石的收入。”公子卬计算道。

“怎么可能！”管理惊叫道：“果有三千石，我们害怕长狄吗？”

于是管理掰着指头算道：“征税的舆人和隧正须官府供养此其一也；粮食在运输的途中有损耗，此其二也；粮食存储，须兵士防盗、捕鼠、防火、修缮粮仓，兵士食禄，此其三也；官府一应开销，须粮换铲币，分利于商贾，此其四也。仅仅一、三者，征税成本高达一二成。我等士子，没食一石粟，彼辈野人供养须以十石计。”

农民上缴十石小米，政府仅得一石。难怪在周室阅尽典藏的老子主张效果寡民。长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到了清朝的时候，从小县城的税赋，经过层层官僚的手间，抵达国库，二十存一。

在新中国取消农业税以前，农民伯伯七块钱的赋税到中央只剩下一块。后来税务中央和地方划清泾渭，征税管理成本高达百分之八，随着官民关系的僵化，征管成本节节攀升，甚至出现了成本-税务倒挂的现象。

千禧年，京城农业税八千万，成本却预约六千万，所得杯水车薪。江西丰城甚至征税成本大于税收所得，人间惨案。

管子自顾自道：“这还是宋民诚信。周室王畿更惨，周之野人为少纳税，八户人家联合起来，隐瞒田产的真实收入，为少缴纳粟米。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斗角，于田间逡巡。民多而官少，瞒报田产者比比皆是。

周室不得不广招舆人监督，舆人倍增，征管成本陡然提升。是以国不增田产而官府所得逾减。然民之黠无穷无尽，逃税漏税之法层出不穷，而周室愈发困窘，连赏赐诸侯之美器都羞赧，索性增添，让诸侯头疼去。”

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周人的征税成本递增，百姓为了活命避税，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和官府斗智斗勇上，有的人干脆不种田，专门望风；有的人负责牵制官吏；其他农民则需要将产出分一部分给这些“斗士”。

于是官府所得赋税如毫发，百姓耗时耗力，也难以伺候好庄稼。上下皆输。

亚当·斯密曾经曰过，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多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人民付出多于国家收入的几种情况，比如，征税使用了大批官吏，不但耗费大量的薪俸，还要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负担；征收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本来可以举办的事业因为税收而缩减甚至消灭；税吏的稽查给人们造成麻烦、困扰和压迫，人们都要设法逃避这种烦扰，凡此种种。

亚当·斯密定义了税收的征管成本，这种成本就是人民所付出的与国家所收到的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小，征管成本越小，越符合经济的原则。

西方有贤人，东方难道没有高人注意到这一点吗？

北宋大吃货苏轼曾治理密州，发现朝廷的征税成本问题。活不下去的百姓要么偷税漏税，要么干脆披发入山、下江为盗贼。在给朝廷上奏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三道奏疏中，苏大学士痛陈封建王朝不计成本收税，以为能增加收入的想法是“儿童之见”。

“积滞不行，官之所丧，可胜计哉!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况民财两失者乎?”苏轼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证实了封建王朝税收模型的愚蠢——既失去了财源，又失去了民心。

这一愚行的集大成者就是崇祯。越是摊牌辽饷，越是增加征税成本，不禁国库收不上钱，百姓也揭竿而起。有网络学者计算过，崇祯年间，征税的成本是税收收入的百倍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