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2年11月13日，长安。

长安，是一座山城，整个城市依山而建，城中许多道路连绵起伏。但聪明而又勤劳的汉洲人却充分借助了地理地势，将这座城市建设得既大气又漂亮，让每一名到访者都不禁为之赞叹。

威廉·佩蒂带着两名仆人雇了一辆马车，缓缓地行驶在宽阔的街道上，正在游览和观察这座齐国的都城。

威廉·佩蒂是一名多才多艺的英格兰绅士，他的身份包括：殖民地官员、数学家、测量师、音乐家、以及贸易与国家金融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的家族发迹是在共和国执政期间，他的父亲当时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测量爱尔兰的土地，以便于向英格兰移民出售最好的耕地。当时，他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了许多人的“无偿馈赠”，得以积攒了偌大的家业。

同时，他的父亲也借机购置了大量“价格便宜”的土地，然后租给那些穷困的农民耕种。每年的地租收入可以达到可观的一万五千英镑。这使得他们的家族在当时的富豪榜上名列前茅。

作为家中的次子，威廉·佩蒂注定无法继承家族庞大的家产，只能另谋其他发财的出路。由于受过严谨的教育，再加上父亲的引荐，佩蒂很轻松地获得了东印度公司一个优握职位。六年前，佩蒂又来到了富庶的印度，成为一个贸易商站的高级经理。

在英国皇室复辟后，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地位和商业地位明显较以前更加提高。为了更好地与齐国的两家商社展开竞争，受东印度公司所请求，1670年查理二世还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建立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利。

东印度公司的敌人包括商业竞争者、敌对国家和国内的敌对势力，因此它需要更多的保护权利。拥有从事军事行动的权利对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面对齐国愈发强势的商业垄断地位。

是的，在印度地区，齐国已经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威胁最大的潜在敌人。双方甚至在十几年前，还发生过一场短暂的武装冲突，他们击沉俘获了数艘英国商船，夺走了位于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让公司损失惨重，一度濒临破产。

后来，虽然公司以屈辱的赔款、道歉、接受对方市场领导地位等条件，结束了这场冲突，但对方却并没有将圣乔治堡归还东印度公司，仅支付了价值五千英镑的货币，将其强行买下。

如今，经过多年发展，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相较于齐国的商业势力而言，只能算是微不足道，根本无法撼动对方的市场领导地位。

作为东印度公司中的一名殖民官员，威廉·佩蒂不免对这个南方新大陆国家充满了好奇和疑问，为何他们能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便能迅速崛起，并将商业势力扩展到印度、波斯，以及红海地区。

去年八月，佩蒂乘船抵达建业港，开始了他对这个国家的游历行程。他发现，在齐国境内行走，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凡是外国商人和旅行者进入这个国家，无论去往任何地方，都需要在他们的政府部门提前申请。只有获得官方批准后，你才可以乘坐马车，或者那种神奇的蒸汽铁路机车，访问那些城镇和乡村。

不得不承认，齐国的政府对整个国家控制得相当严密，城市里有许多身穿制服的警察，乡村集市里也有自发动员的民兵，还有许多认真负责的官员。他们会审视任何一个外来的面孔，尤其是他们这种具有欧洲特征的西方人。

在汉洲北部游历期间，佩蒂就曾遇到过许多次警察和民兵的盘问，询问他来自哪里，到访的目的是什么，并要求他出示官方的行程许可。

面对这种情况，佩蒂在心中腹诽不已的同时，也对这个国家的高度集权统治和严密的基层管理方式，而暗暗惊叹。这样的国家，其动员能力是相当可怕的，只要他们的统治者愿意，甚至可以将其所有的国力全部发挥出来，汹涌地扑向它的任何敌人。

建业城是这个国家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商业最为繁华的城市。这个城市不像伦敦和巴黎那般，依靠自然增长和时间的更替而发展成如此规模。

齐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建业城自然也是一个移民的城市，他们的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源源不断地移民，将无数的民众强行塞到这个城市里，成为众多工厂里的工人，店铺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学徒，酒楼饭馆的厨师和服务者，以及无数具有专门技术的小手工艺者。

齐国的部分工业城市如同伦敦一样，许多时候会被笼罩在有害烟气之中。风向对其质量好坏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每日里，城市里的各行各业，包括铁匠、餐具制造工、皮革工、面点师、酿酒师、煮皂工、玻璃吹制、金匠、银匠等任何用火的人，他们的火炉里会排放出大量的化学污染物。在无风的情况下，它们就这么悬浮于静止的空气中。

不过，齐国的城市要比伦敦干净整洁得多。伦敦人脚下的地面跟他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有害健康，其卫生设施简陋无比，并且是现成的。每栋房子背后都带有一间旱厕，那里面的粪便不断堆积，直到清洁工来将其清除，然后装上板车运出城外。

而在齐国的城市里，却分布着许多开放的公共厕所，并且每天都有人在天亮前将其清理干净，用密闭的车辆运至城外指定的堆肥场，制作农人最为喜欢的农家肥料。

伦敦城中也有污水阴沟，但让人诟病的是，所有的阴沟都是露天的，各种污秽臭水沿着街道两侧流淌，有时还直接从街道中间穿过，成了许多市民倒夜壶之处。污物经常溅得鹅卵石上到处都是，猪粪、马粪混合着烂蔬菜、动物内脏和人的排泄物，形成一层不堪入目的残留物。唯有下雨才能令情况得以改善。或许，这也是伦敦城频发瘟疫的原因，最近的一次严重瘟疫，就爆发于1665年，最后还是一场大火将其彻底扑灭。

据那些齐国的官员和学者宣扬，他们在立国三十多年中，除了建业城爆发过一次小规模的天花外，几乎就再没发生过任何一场严重的瘟疫。这一切，恐怕与他们非常注重环境卫生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

威廉·佩蒂作为一个英格兰人，曾经与许多绅士一样，都非常痴迷于联省共和国的阿姆斯特丹。尽管，这个城市人口规模只有二十多万，仅为伦敦人口的一半。但除去规模以外，按任何标准衡量，阿姆斯特丹都是欧洲最成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