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个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医学并不发达，医生药箱里的必备工具，就是划痕器和柳叶刀，他们对待病人有一套成熟又荒诞的疗法--放血。

这种疗法，源自于古希腊人希波克拉底的研究成果，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黑胆汁、黄胆四种体液组成的，一旦四种体液的含量失衡，人就会生病。

如此一来，血多了就放血、胆汁多了就催吐、粘液多了就灌肠！医生只要判断病人的体液含量就好，治疗方法都是大同小异。

米帝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得了重感冒喉咙刺痛、呼吸困难，医生也同样采用了催吐、灌肠、放血的治疗方法。

在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里，华盛顿被三次放血，白白流掉了身体40%的血液，当晚华盛顿就因为失血性休克，就此玩完了。

到了19世纪中期，欧美国家都完成了工业革命，火车、汽船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都走进了生活，可西方医学却还停留在放血为王的层次！

美国费城的医生格罗斯曾在日记中这样说:“每年春天，村子里的人们都要排着队来找我放血，以使身体强健！”

很难想象，死在放血疗法下的病人不在少数，可大家还是执拗的坚信，放血可以治病，放血可以强身健体。

总之，我健康，我放血。

在西方，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首要的技能就是会给病人放血、灌肠。

呵，多么简单而又荒谬的手段。

更为有趣的是，为了让放血过程更加顺畅，西方人还发明了水蛭吸血法。他们会把水蛭放在病人的皮肤上，看着它用锋利的牙齿刺破皮肤，将人血吸饱，再把含有凝血功效的体液，输送到皮肤上。

因为水蛭太受欢迎，以至于很多国家开始把它当做商品，大量出口。据说，仅1833年，法国就进口了四千两百万只水蛭，而整个欧美世界的水蛭使用量，超过一个亿。

哦，对了，其实，咱们中国也有放血疗法，不过我们只是针对一些身体阳虚的病患，才会用针刺，轻微放血。

对，就是轻微地……用针刺放血。

齐国的“外科医学之父”彭老鬼在齐天的支持下，于二十年前便带着一帮徒弟开始研究人体的骨骼构造，血液循环，以及内部脏器等功能和损伤后治疗手段。

经过十几年的“临床研究”，齐国的外科郎中们已经可以简单处理普通体表创伤，至于腿断手折的治疗治愈率在80%以上，就是比棘手的截肢手术，也能将治愈率控制在40%左右。

当然，这个数据没法跟后世现代医学所能比的，但对于同时代的欧洲，却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在这个时期，欧洲还没有正式的外科医学和外科医生。从中世纪开始，所谓的外科医生几乎全都是由理发师来担任的。

没错，中世纪时期的Tony老师们多才多艺，承接从剃须、剃头到拔牙、放血、开刀等一系列业务。那个时期，用双手接触血液被认为是低贱的事情。而可以提供医疗的神职人员身份高贵，绝不会自降身份为病人做手术。所以给人开刀的活计，就落到了一专多能的Tony老师身上。

原因也很简单，理发师在日常工作时就使用剃刀，无需另外添置手术刀具。同时还会因为失误割破顾客头皮而见血，反正都已经沾了血，那也无所谓多沾一点。理发店门口的红蓝白三色旋转灯也是由此而来，红色、蓝色和白色分别代表动脉、静脉和纱布。

虽然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摆脱了神权的桎梏，人们也不再认为生病了要找神父去祷告，而是觉得应该找专业的医生，内科医生也从神职人员里分离开来。但限于当时外科医学水平低，治疗效果不好，过程又极其痛苦，外科还是被认为是一种体力活，从事外科手术的人也不被认为是医生，而是被称为理发手术师。

那个时期进行的手术，是没有任何麻药的。能安静忍受刮骨疗毒疼痛的猛人毕竟是少数派，绝大多数的人在清醒着被手术刀切割，病人都会因为剧烈的疼痛而挣扎。因此当时的西方外科医生都需要配备几个身强力壮的助手负责按住患者，并用束缚带固定患者的肢体，两种措施并行来避免患者逃下手术台。

最后唯一称得上可行的措施，就是长痛不如短痛，尽量加快手术的速度，缩短疼痛的时间。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方外科医生都是超级快手，现代医生要是一个月做200台手术都已经让人惊叹，而当时的外科牛人，法国外科医生多米尼克.让.拉尔雷一天就能搞定200台截肢手术。这样的速度当然不是如今手术的慢工出细活，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手起刀落，然后止血包扎，五分钟搞定一条腿，两分钟斩掉一只胳膊。

速度太快，失误也是难免的，有起著名的手术事故就是手速太快惹的祸。英国“名医”罗伯特·李斯顿在动手术时，由于刀砍得太快，跟病人一条腿同时被卸下的还有助手的几根手指。最后病人跟助手双双因为术后并发症死亡，观看的一名医生被手术场景吓得心脏病发当场去世。一台手术，一个患者，最后死了三个人，死亡率高达300%，至今无出其右。

粗暴的外科处理方式，荒唐到发指的治疗手段，使得外科手术的死亡率普遍接近二分之一。而俄罗斯轮盘赌这种危险的赌命游戏，每开一枪也不过是有六分之一的几率被子弹击中而已，比做手术安全多了。

当然，齐国的外科医学虽然有“高人”指点，创建和发展了许多远超这个时代的医学理念和研究方向，但其中却隐藏无数不能言表的“科学研究”实例。这些“研究实例”中，无疑是由无数的“奉献者”生命为代价，将齐国的医学事业推到一个较高的纬度。

“院判大人，在大兴（今澳洲布里斯班市）筹办的东南大学堂拟邀你去组织创建医学分堂，算算日子，要快逾期了，你该立即启程前往了。”一名医官见彭大正一脸疲惫地靠在马车座椅上，小心地提醒道。

“午后那场手术过程，你等可看仔细了？”彭大正仍旧闭着眼睛，没有回答那名医官的问话，反而轻声说着那场阑尾炎手术。

“……看仔细了。”马车上几名郎中点头说道。

“回去后，将我操作的每一个步骤全部写下来。然后仔细比对修订，存入医馆档案，以为此类病症标准治疗方程。”

“是，院判大人。”

“东南大学堂……”彭大正笑了笑，“想不到，咱们这些郎中，也能创办学说，于那大学堂之中，跟诸多文教科学一道成为高级学问，更是要为我齐国培养正式的医科执业郎中。”

“我齐国重文教，倡科学，培养各类人才。”一名助理郎中笑着说道：“我们医科，自然也在文教之列。”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教尚道，我等有幸生在一个好时代呀！”

“应该是，我等有幸生在一个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