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会总会和罗马叫廷一来要维护教义二来对那个远东大帝国了解有限，所以不可能正式答应什么“利玛窦规矩”。

总之，这次会谈没啥成果。

遣葡使窦云章和李守义还要留在欧洲打探形势，顺便给伽利略送架新望远镜；给笛卡尔讲下解析几何；给费马送点有关微积分资料……事情很多，所以先派人跟随若昂的三艘大帆船回归给大统领报信。他们到达奥门时正巧遇到郑芝龙的船队也要北上。

郑芝龙已经被宋献策成功说服了。

尽管如今的李自成不大看得上牛金星、宋献策，但平心而论，那两人确实有做开国功臣的资格。他们当然有缺点，不过最后留下不好的名声无非是成王败寇罢了。

宋献策的贡献很多，比如他搞了针对贫苦百姓的宣传，也就是占领舆论阵地。虽然这不是什么新鲜招数，但老宋加入农民军后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比如对老百姓解释为什么要造反，怎么造反，造反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宣传的重要性不要多说了，努尔哈赤反明时不仅搞出了“七大恨”，还有“有田同耕，有房同住，有粮同食，有衣同穿”这样非常能蛊惑人心的口号。

虽然鞑子的实际操作是另外一回事，但口号先要喊的响亮——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夜壶理论”永远不过时。

所以其实宋献策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只是他能想到的良策这回都被李自成用完了，老宋豁出去拼一回又不甘心在大顺只做个小吏。富贵险中求，所以宋献策就领命去找南霸天郑芝龙了。

可怜的老宋当时刚进入福建就病倒了，李自成从他的信里都能看出字字血泪，不甘心呐！

疟疾俗称“打摆子”，在云贵、两广、海南、湾岛以及东南亚、中南美洲、非洲等地可以说达到了泛滥的地步。

疟疾以其发作症状酷虐而得名。“疟”繁体为“瘧”，从“疒”从“虐”，意为“酷虐的疾病”。一般疾病的症状为发冷或发热，唯独疟疾以寒热往来为特点。典型的发作是先发冷，后发热，“冷来发抖，热来发吼（热得气喘的样子）”，冷和热出现在同一人身上，使病人好像受了一场酷刑一样，十分痛苦，因此称之为“虐（疟）疾”。

疟疾的普遍症状是一天发作一两次，身体忽冷忽热，持续少则四五天，多则几个月，孱弱者可能会送命。即便康复也有复发的可能。更让人沮丧的是，找不到病因，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

欧洲殖民者在16-17世纪开始侵略非洲、美洲、东南亚，起初没有深入内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疟疾的存在。

甚至可以说苏格兰都是间接毁于疟疾。

1698年，内忧外患的苏格兰倾举国之力准备在巴拿马地峡建立海外殖民地。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地潮湿的热带环境中隐藏着疟疾这个“隐形杀手”。三千多人里的半数到三分之二都被疟疾放倒。再加上西班牙趁火打劫，“达连计划”最终以惨败收场，苏格兰整个国家雪上加霜，几乎破产。于是苏格兰贵族们一拍大腿，去他娘的主权独立吧，老子先吃饱了再说。最终含泪卖国，苏格兰并入英格兰。后来吃饱饭的苏格兰人为这事唠唠叨叨了三百年，直喊当年太亏了。

闲话不提。

疟疾在时人眼里是绝症，在李自成看来顶多算个毛毛雨啦！

宋献策在南方艰难苦捱，终于等到了大统领的神药。药到病除。

金鸡纳霜或者说奎宁还在南美丛林里没开发，指望不上。但是李自成有更好的选择。

奎宁仅在疟疾晚期效果较好，而在早期和中期则往往没有效果，经常反复。奎宁对疟原虫的红细胞前期，红细胞外期及配子体期均无作用，不能根治良性疟，对疟疾的传播、复发、病因性预防均无效。最要命的就是它的副作用，仅在治疗用量下，就能产生严重的毒副反应，包括：呕吐、腹部疼痛、腹泻、眩晕等，奎宁敏感病人小剂量也能发生金鸡纳中毒。

反观青蒿素与奎宁对比优势非常明显，抗疟作用强大且迅速、毒性小、产量高。

李自成暂时没空研究氯仿，不过用70%乙醇粗提青蒿素也足够应急使用了。还可以制成栓剂，直肠吸收效果比口服好，又安全。

可可豆脂是良好的栓剂基质，李自成同样没有，可以用桕油代替。

限制粗提青蒿素的不是工艺，而是产能。比如生产二十斤成品大约需要七吨酒精。好在大顺治下红薯亩产已经超过了九百斤，用来做酒精正好不损失主粮。

汉代《神农本草经》、东晋《肘后备急方》、李时珍《本草纲目》等都提到过青蒿能治疟疾。只是因为他们提取方式不对，再就是青蒿因产地不同所含青蒿素有差别等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大好。

另外还有个传统方子是常山水煎，对疟疾确实有效，但它和奎宁有一样的问题，副作用过大。>